盜墓史記(44)_學達書庫

四十四

　　巧合篇明定陵開啟前後的種種巧合

　　歷史上的「巧合」太多了，這裡僅說一位皇帝——明定陵的主人朱翊鈞。

　　朱翊鈞是明朝萬曆年間發生的多起盜墓事件的「幕後策劃」（見本書《人物篇·最荒唐的盜墓者狂人陳奉》）。三百年後，朱翊鈞的陵墓也讓掘開了，被考古專家選中「考古」。

　　明陵在北京有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等「十三陵」。這麼多皇陵中，專家為什麼會被選中定陵？個中經過，極具巧合。

　　更巧的是，朱翊鈞還能與新中國的「革命小將」——紅衛兵相遇。當年，紅衛兵對著他的屍體，還開了一場批鬥會呢。

　　明定陵本來可以免被考古

　　明朝的皇家陵園共有四處：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實際上，在湖北省鐘祥市還有一處，即明顯陵，只不過陵主朱祐杬生前沒有做過皇帝，死後當上了。

　　在北京的「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規制比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定陵。

　　根據目前已解密的相關文件，當年發掘明皇陵的「請示報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長陵。據已公開的資料，發掘定陵當初其實並沒有專門的文件，而是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

　　這份報告最早出現在國務院官員的手裡，是發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報告下麵的簽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張蘇等，都是當時中國大陸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員，由於事關重大和簽名者身份的特殊，報告被及時轉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

　　時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聞訊後認為條件不成熟，表示強烈反對貿然發掘，高層形成一場爭論（後了掘事實證明，鄭、夏的觀點是有道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毛點頭後，周才批下了「原則同意」四個字。

　　長陵是朱棣與仁孝文皇后徐氏（開國功臣徐達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整個營建時間前後共用了7年。永樂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於內蒙古北征回師途中，當年十二月葬於長陵，地宮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宮裡面靜靜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難逃了，被紅頭文件確定發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發生了變化。

　　當時，身為「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的夏鼐負責發掘的具體技術指導，便讓其學生、後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作前期調研。當時去長陵時正好下大雪，趙其昌帶著探工趙同海，在長陵轉了兩三天，也沒有找到可供發掘線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發掘長陵的時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人彙報後，幾經商討，決定先試掘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的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

　　朱高熾是大器晚成，與他的後輩朱翊鈞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歲才繼承大位，年號洪熙。大概是沒有帝王命，僅當了10個月皇帝就死了，諡廟號仁宗，寶地名獻陵。由於在位時間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長陵的規制簡化而來，僅有基本的建築，可以說是長陵的「精減版」。

　　獻陵寶城前地勢逼仄，當時為保證不破龍脈不傷風水，將祾恩殿縮小，陵宮因小山間隔分前後兩院。所以，現在大家到十三陵旅遊會發現，與他老子的長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過去《昌平山水記》上僅稱獻陵所在的玉案山為「土岡」，可見當年獻陵選址的倉促或說不嚴謹。

　　就在考古人員一心準備試掘獻陵的時候，吳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認為，獻陵意思不大，即使開啟了獻陵，也不可能給長陵的發掘帶來多少有價值的參考，吳先是提議試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強烈反對，理由是這與挖長陵無異；試掘末帝朱由檢的思陵，吳晗覺得沒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後來吳、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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