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八十(30)_學達書庫

10月［廣州展］（7）

　　問：當時您刻木刻是為了養家糊口，那當時有沒有想到稿費的問題？你認為你有沒有炒作自己的畫？

　　黃：這個問題很精彩。因為我第一張木刻發表時，以為它印我的畫，我得送錢給它，沒有想到它要給我兩三塊錢，這太開心了。這之中的相互關係當時還不明確，明確之後，每做一張，就有錢拿了，這就叫美術家。魯迅就是這樣靠稿費過日子的。炒作我是沒有的。具體的講，我從不和拍賣行發生關係，我不喜歡這樣。不是說拍賣行不好，它也在推動藝術的發展，但我不希望它替我賣畫，因為我擔心我的畫的價錢被別人提得這麼高，人家不買了怎麼辦？我覺得沒什麼必要。很多人勸我要同拍賣行聯繫，在香港，關係很正常，賣了畫拿了支票去銀行，沒有多餘的東西。畫廊向我買畫，是有這樣的事。那麼，畫廊賣的價錢不會是向我買的一樣的，他要加價，否則，他賺不到錢。臺灣找我開畫展，我說我的畫固定的價格，人家找我買就行了，為什麼要向你買呢？所以，畫廊和拍賣行說「黃永玉不好打交道」。我不喜歡搞什麼派，我的一個學生20年前在美國要成立一個「黃永玉畫派」，被我罵得很厲害，我認為他沒有出息。畫家的生產關係同戲劇家不一樣，戲劇家需要一種組合，一種集體的力量。畫家不需要，我常講畫家是獅子，不是狼群，獅子幹自己的事。而雕塑家也是需要協助的，米開朗基羅2000多件作品沒人幫忙是完成不了的，他只能自己做小稿子，其他由工人來做。畫家不一樣，達·芬奇從頭到尾是自己畫的，蒙娜麗莎畫了五年，如果近距離看他的畫，你就知道為什麼連最優秀的畫家都不能不佩服他了。在義大利米蘭的一所藝術學院的院長辦公室裡，我看到了一張達·芬奇的畫，一個女孩子的頭像，外面從來沒有發表過的。近看，眼睫毛在瞳孔的薄膜上有一個陰影，仔細分析一下，看到眼睫毛似乎在起伏。如果每個人都仔細地分析他，發現他原來是這麼高明。事情就是這樣，有的需要集體，有的需要個人。從過去的美第奇到達·芬奇，從今天的有錢人到畫家，說錢的事情很正常，沒有這種事，畫家清高不起來。如果一位畫家躲在深山的洞裡清高，他連飯都沒得吃。揚州畫派那幾個人所以生活好，是因為有很多揚州商人在買他們的畫。即使一兩個畫家清高，也是在一種夾縫裡生活。真正清高怕是做不到；空談清高沒什麼用。社會關係是這樣的，居於城市中，文化生活靠城市，習慣就是這樣。

　　問：您展覽作品中有一幅畫的是新會魚燈，您是60多年前去的新會，為什麼60年後才創作出這麼精彩的畫？

　　黃：我以前也畫過。解放初期，有一次在新會過的年，有一條街，兩邊都是樹，紫荊花樹，過年時一條街高低都掛著燈，到晚上人走在下面，就像金魚一樣，很美妙。解放後我問別人，他們不知有這個事，我感覺遺憾極了，所以，我不但畫，有時我還罵人，說現代人都忘了那種美好的東西了。

　　問：您以童真的心態看這個世界，您是從什麼角度看待您的作品呢？

　　黃：某種風俗在人的一生是難忘的，比如福建泉州的人愛花，連老太太都買來插在頭上，到後來沒有這種情形的時候，你怎麼能不想它呢？這有什麼不好呢？每一位朋友對過去都有美好的回憶，可能是很小的，可能是一大片，永遠忘不了。我記得小時候街上賣水仙花，我買了放在家裡，後來就會常常想起它的香味，馬上會想到少年時代的事情。美術、音樂就是這樣，音樂常讓人想起沒有過的回憶，如拉洛的西班牙音樂常讓我想起西班牙，其實我並沒有去過那裡。廣東音樂我也常聽，這一兩天集中在聽廣東老人的清唱。忽然想聽的時候，這一定有個原因。所以藝術就是起這個作用，讓人們的生活完美起來，有意思起來。

　　問：您創作的動力是不是先有文字，或者還是先有其他的什麼動力？

　　黃：有的是先有一種軼事，有的是先有一種感覺，然後才畫。所以，你看我畫上的題字，有的文不對題，這是因為畫完後，覺得不過癮，再寫一段題字，之後又寫一段，以至越來越多。多年前，在中央美院聽報告，那個報告沒有意思，但不允許走，因為它起著一種互相監督的作用。我就坐在門外的石礅上，一邊聽報告，一邊觀察那扇門，那是一扇綠色的門，它經過多年風吹雨打，有一種斑駁的感覺。於是，我溜回家，根據這點感覺畫了一幅荷花。你說，這個主題哪裡來的，是荷花給我的，還是那點綠色給我的呢？近些年來，我與一些畫國畫的朋友在一起，他們都是很高明的很有深度的畫家，但我覺得他們越畫越沒有意思，老是一種筆墨畫來畫去的，這個問題讓我想了很久很久。有一天，我們又談這個問題，我說你們想得太具體了，沒有享受到一點筆墨的趣味，你可不可以甩開這個東西，畫原來的東西。畫一幅對比強烈的梅花，主題是對比強烈，而不是梅花；有運動感的梅花；或者再畫一張霧裡的很薄很淡的梅花；或者晚上的梅花。畫各種各樣的梅花，不就有意思了嗎？他們說可以試一試。其他的朋友還可以畫一些其他的東西。我從來不相信創新，只相信好壞，畫的價格不在於新，而在於好。用新來代替好，那成了什麼畫呢？我說今天有這麼好的彩色照片，畫家們應該看一看，對國畫是有益處的，可以給人一種感覺。中國人是有感覺的，我們喝茶就是一種最好的感覺，你可以品味它，認為它不像雞湯、魚湯、糖水，這就是感覺，繪畫也是一樣的嘛。沒什麼創新不創新，我們的理念沒有立體化，太平淡，太薄了。

　　問：您人生中哪次經歷最令你難忘？

　　黃：「文化大革命」。你們還沒有出生呢。

　　問：是什麼從小就引導了您畫畫的興趣，而且維持了一輩子？

　　黃：老話講「習慣成自然」。小的時候，我的父母都是教美術和音樂的，我母親是1923年的共產黨員，還是鳳凰縣的宣傳部長。我父親後來潦倒了，沒有工作了，但他的作曲和旋律感很好的，雖然他沒有教我，但我還是有一種感受吧。是我母親讓我知道了達·芬奇是一位大畫家，但也是沒有具體教過我。八九歲時，我父親用一種材料畫了一隻狗，我那時覺得他畫得不好，不像，反正沒有真狗那麼好，我父親意識到我的不滿後，他就瞪我。所以，我對畫畫來說，小時有所感慨。從小學開始，接觸到了上海漫畫和時代漫畫，我們照著這種方式畫壁報，得到了女學生的興趣。感覺到有一種東西是可以嘲弄人生的，產生一種幽默感。什麼是幽默，我告訴一個說不清楚的專家，「正常的情況失去平衡，就叫幽默感」。某位首長的褲子拉鍊沒有拉上，這就叫幽默感。鳳凰的百姓特別有幽默感，所以，我從小就培養了一種幽默感。中學後畫畫時常常出現幽默效果，也常從幽默的角度來欣賞。它的歷史使命是什麼，就是客觀地對待現實，像卡夫卡講的超脫，文學中所講的痛苦。我常能夠從欣賞的角度來看自己的遭遇，也從欣賞的角度來看文學的技巧，這樣，就能從一定的高度來看問題。我從這個角度來開展美術工作，感覺就不一樣。解放前總有人說我的作品不一樣，反映現實總是用不一樣的方法。比如在「文革」的時候，我站在臺上挨批，一個老同志就說我創作的出發點總是快樂。我就想，你說對了；沒有快樂怎麼能夠有創作呢。我在畫毛主席紀念堂的大畫之後，反映很熱烈。記者採訪我，問我創作時有什麼心情。我告訴他，我當時很著急，想快些畫完。這個回答不能讓他滿意。又繼續追問，還不滿意。我就和這位元記者說，你想聽到我說「很懷念毛主席」之類的話，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人怎麼能一邊悲傷一邊搞藝術創作呢。所以，我感覺到任何一個藝術創作，不管它是描寫什麼，本人要客觀，因為這是工作。有的人喜歡在創作時放音樂，培養創作情緒。我說音樂只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對工作是沒有幫助的。當年沈從文生活很困難，那時他有一部收音機，雖然效果不好，總是發出「嘩嘩」的聲音，但他寫作時還是打開，這是為了擋住另外一種影響，我有時開音樂也是為了這個意思。人有時自己騙自己，用交響樂、貝多芬來騙自己，讓自己感覺是在從事偉大的事業。其實畫畫的人，像泥水匠，木匠一樣，總是邋邋遢遢的，畫畫時玩一種瀟灑的風度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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