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傑傳(79)_廖小東

七十九

　　講了自己的童年、青年時期以及對萬事萬物觀點的轉換後，李連傑又講起了個人對物質的看法：「97年的時候我想退休，因為我發現，物質不能滿足我心靈上的要求，因為我從七十年代，一次出國給母親買一個手錶，第二次就買一個手錶給姐姐，後來給哥哥，後來覺得不過癮，我努力去賺錢，買一個自行車，後來每一個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車了，後來就買電視，彩電，那在七十年代是非常威風的事情，後來就買了冰箱、洗衣機，到後來買了房子，無限的為家庭做，為自己爭取，當然自己也在買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當然會有汽車，有房子，有權力，有欲望，但是你發現，不光是我自己，物質不能完全滿足我的問題，解決我內心的痛苦，周圍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窮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們也痛苦。我覺得，造成人類痛苦的原因原來不僅僅是物質，物質到底是什麼？心靈又是什麼？我在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不行，這個東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尋找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真的，我覺得物質，在某一個階段是相當重要，沒有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專心讀書，我們不能專心的照顧家庭，我們不能專心的做一件事情，在某一個階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過那個階段以後，就是本質不變、量在變了。因為這個觀點是，有的人有一千塊錢一個月就開心了，有的人希望五萬塊，有的人希望五十萬，這是一個量的區別，你給他一千塊給五十萬的人，他不會開心的，所以錢和物質並不能使每一個人開心，但是欲望又是無止盡的，我經常開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發財的話，我們每一個都是李嘉誠，但是往前一開，還有一個比爾蓋茨，更有錢，怎麼樣比比爾蓋茨更有錢？所以我覺得物質不能解決心靈的痛苦。所以我開始變成了一個佛教徒，重新來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質結構是什麼，心靈結構是什麼，從這個當中找到很多快樂。」

　　說到自己是一個佛教徒的話題，李連傑又十分感慨起來：「2003年，我無意中看到一個新聞後非常震撼，那年中國有28萬人自殺了，當時我就想，20多萬，每一個人有十個兄弟姐妹，父母、爺爺奶奶、同學，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幾百萬人在痛苦。我覺得，我能做什麼？因為當你探討心靈的時候，到了某一個階段你會瞭解到，真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如何去關心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為社會做一些什麼，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通過一部電影，《霍元甲》，去闡述我42年來所走過的心理歷程，希望這個電影能夠告訴人們『自強不息』，這不是我提出來的，是霍元甲提出來的，如果這個問題重新再探討一次，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生命，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因為年輕的時候我也經歷過，常常以自我為中心來定位去看社會，去看生命，我的老師怎麼樣，我的同學怎麼樣，誰對我好，誰對我不好，習慣以自我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們才能真正瞭解，什麼是我想的，什麼是我真正需要的。因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個正題，如果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一個賓士，但是當你擁有了賓士，也會有賓士的麻煩，因為保養也很貴，保險也很貴。所以任何一個東西，只是量的區別，本質並沒有變，我之所以重複是量的區別。我有朋友是做總統，做總統也有總統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會說，我情願做總統，做明星，那個痛苦我喜歡。真的，我不是說這個方向不好，這個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瞭解，在好的背後的付出是什麼，多幾個角度來看生命，他們燦爛的背後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殺？我還是很尊重他們的選擇，但是我認為那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只能說我尊重他們，但是我只提倡這個東西，因為在任何一個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還是基督教，等等經過長時間的考驗的宗教裡，都是反對自殺的，因為自殺只能把肉體的痛苦暫時解決掉，並沒有結束。」

　　拍《霍元甲》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李連傑說出了他的初衷。「連簡單的動物都瞭解普通的保護和愛，我作為一個動作演員，在過去幾年裡，最近幾年我經常在強調，其實我針對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針對美國的觀眾『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裡能帶動這種思想。其實《霍元甲》有一個蠻重要的資訊就是告訴大家，武力可能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夠征服別人的肉體，但永遠征服不了別人的心，只有愛。真的，只有愛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個人類的心靈。」

　　演講中的李連傑完全沒有一般明星的傲氣，顯得落落大方，又十分開朗。只見他，時而抱拳在胸前，時而揮拳在空中，又時不時的將手指放在嘴邊，表情格外豐富。言談中則相容了中國文化的骨氣，語言中處處流露出大而不爭的佛家思想。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大道無為的理念，向大學生傳遞著生活的哲學。

　　對於李連傑到美國拍電影存在爭議的問題，李連傑說了他自己的觀點：「我承認，在熱愛我的中國觀眾裡，並不滿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國和歐洲，恰恰喜歡我近期的電影。一個問題，兩個答案，我就說，我要拍什麼樣的電影，到底是只給一部分人看還是給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認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從北京這塊土地長大的中國人，在五千年文化養育下的中國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訴全世界的年輕人，中國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國人不只是會打架，中國人有非常大的胸懷去包容各種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見，不同的信仰，把愛的資訊傳遞出去。這是我真心思維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裡面，把這個思維的方法帶到全世界去。」

　　「民族主義思想非常好，因為我們團結起來，在這塊土地上長大，隨著我們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周邊的很多國家很多都不舒服，周邊突然有了一個強大的人。如果能夠符合我們的國情，一度擴大延伸到紅十字會的精神，世界上哪裡有痛苦，哪裡有中國人，不僅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裡有人哪裡就有中國餐館，我希望改變為哪裡有痛苦哪裡就有中國人，這是我們的祖先希望我們做到的，再把這個精華提煉出來，哪裡有痛苦，哪裡有快樂，哪裡就有紅十字會，哪裡就有中國人。這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一點點力，就有機會顯示我們中國人真正的胸懷。所以，接下來我會希望繼續和紅十字會合作，從這五十萬開始，我要再倒回來講，其實出名的是我，出錢的是我太太。一個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後，我覺得很感謝她，拿出錢來，作為一個母親去關心青少年，去關心整個社會，也希望通過我這個公眾的形象能夠帶動更多的中國人關心青少年。其實用一個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個身體，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腎，因為這個地方感染的時候，比如非洲，早晚會把病傳染到你的全身，如果這個地方不理，遲早會把病傳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輕人對我們民族有熱愛，我很高興，同時我更希望大家能夠站在整個人類一體化的高度上去看社會，這才是我們的祖先會開懷大笑的原因。」

　　在近一年中李連傑曾經三次面對死亡，他發覺生命才是最可貴的。「從印度洋海嘯，到上一次我去西藏時患上強烈的高原反應，到這次南亞的地震，全部被我在一年中經歷到了。說實話，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只想到讓家人安全最重要，這可能就是每個人愛的本能。但是在回到平靜後我會想，那些名、利、權都是帶不走的，對於每個人來說，只是起一個保管的作用，就像我在電影《霍元甲》中加入的那句對白『我沒有辦法選擇生命的開始，但是我有勇氣能走到生命的最後。』我希望能用我剩下的時間去做一些慈善事業，説明貧困的人們和地區。」李連傑也同時表示，他還將在中國設立自己的「一基金」，每人捐一塊錢，幫助中國甚至是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後，李連傑開始一一回答學子們的提問。站在演講臺上的李連傑與其說是一個武者，倒不如說是一個智者。在「答北大學子問」環節，他一上來便表示願意回答任何問題，在隨後半個小時的時間內，面對從家庭到事業，從電影到愛人天南地北、五花八門的提問，李連傑真誠、自然，是滔滔不絕，有問必答，而每個答案都暗藏機鋒，讓現場掌聲不斷。很多問題不加思索，尤其在表達他的信佛的人生體會時，格外認真，不厭其煩地解釋，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儘管結束後有的學生覺得他說得有點「玄」，但無一不為他的灑脫和真誠所感動。

　　從《少林寺》1天1塊錢的片酬，到今天幾百萬元、上千萬元的片酬，李連傑如今對名利的態度是：「不做錢的奴隸」。「人追求幸福是不可避免的，誰不喜歡錢呢？那個時代實在是太苦了，大家都想努力去賺錢，養活家人。以前覺得錢是你成功的證明，人要靠好車、好房子這些外在的東西證明你內在的價值。但今天，我覺得，快樂與賺多少錢是兩回事，你的快樂來自你的內心而不是外在的擺設。所以現在的我，很願意去付出、去愛、去做些有意義的事。」

　　說到當初辭演李安的《臥虎藏龍》是不是出於對名利的淡泊，李連傑馬上說：「這只是一個男人的承諾。十年前我答應我太太，她生產我就休息一年陪伴她。僅此而已。」而對於不接受《駭客帝國》的角色，李連傑表示：「這是純粹的商業考慮。是我的律師、會計師、經紀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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