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1)_龔芳

一

　　上部：黃春綠·林豐

　　黃春綠：流浪的暫住證

　　我是個獨身女人，若干年前，一個黑頭發的女人曾預言我將孤老終生，若干年後，女人變老，兩鬢斑白，而我正像當年的她那樣看見那個孩子衰老，如風卷起的枯枝敗葉，於城市之間飄零，居無定所。

　　我在這座蓬勃的城市裡生活多年，三十年裡，除了梅城，上海是我停留時間最長的城市。最近一次搬遷，住進現代高層建築之中的一棟舊樓，從城北到城西，向城市中心又邁進一步。站在樓頂，天空像藍色晶體，支離破碎，陽光和雲朵在罅隙間飄移著，有點眩暈，類似于游輪航行於海上，波瀾壯闊式的眩暈。

　　弧形高樓如蓮花，一瓣瓣盛開，永不凋謝，舊樓是黑色的蕊，而我是一隻授粉而死的膜翅目昆蟲，掛在抖索的蕊叢上，弓起的尾部和輕薄的翅，隨著陽光被切割出的巨大陰影時隱時現，風乾成標本。

　　社區很舊，樓當然很舊，而且低矮，但是它坐落于繁華地帶，像穿上黃金鞋的乞丐。不久以前，我過中山路的天橋時，看到一名長衫飄逸、頎長消瘦的男人，一邊跳著土著人舞蹈，一邊對每一個路人微笑。當有人佇足觀看時，他便從長髮卷結的頭上，取下骯髒的帽子伸過來，那雙手卻是蒼白細膩的，蓄著黑色尖指甲，杵在人面前，仿佛它的主人穿著隱身衣。

　　他不是乞討者，我把他看成身懷使命的神秘人，像那些入無我之境的流浪漢，或者看似瘋顛的精神病患者一樣，是人類與宇宙、凡間與神靈之間的信使，宇宙神秘力量的使者，因此，我對他們從無悲憫之心，這樣看來，我不僅能隨遇而安，還是一個心腸冷硬的女人。

　　舊樓不到三十平方的鴿子籠裡，我每天不到七點起床，喝一杯放了鹽的水，然後在衛生間裡浪費掉大部分寶貴時光。我像大部分單身女人一樣，患有羞于向人啟齒的，內分沁失調、陰陽失調之類引起的毛病，這些毛病像孿生姐妹，與我忠實相隨，我們之間的關係最終由深惡痛絕到握手言歡。我的書籍擺放得整整齊齊，大部分閱讀工作，也完成於浴室兼衛生間，精神與物質的雙重代謝，被同樣一副肉體配合得完美無缺。碰上無書可讀，我便長時間坐在馬桶上，悶悶不樂地觀察對面那個人的臉部表情。浴室不大，僅容下一隻1400mm×813mm的浴缸、一個柱形盆、一隻馬桶，卻有一壁牆奢侈地裝著整面鏡子。

　　我每天出門時換上細高跟皮鞋，穿過門前長長的走廊，每一扇窗前堆滿了雜物，紗窗上烏黑厚重的灰塵已經使人放棄清洗，在上海繁花似錦的袍子裡，這棟房子不過是一點不起眼的污垢，功能齊全，我尾隨繁華的背影，逶迤前行，鞋面上的水鑽吸吮著整個世界，吐出五色反光。

　　我喜歡上這個雍容、精緻、冷豔，與庸俗、落魄、吝嗇並存的海上世界，走在馬路上，每天可看到許多風流倜儻的男人，穿綴滿流蘇和亮片的長裙髮髻高聳的女郎們，他們像擺在明亮櫥窗裡冒著熱氣的新鮮糕點，刺激著每一粒味蕾和每一根神經元，牢牢吸附住像我這樣隨波逐流的城市居民。

　　關於城市居民的定義，我特意翻查過相關辭典，但當我漫步城市時，常常不由自主產生一些錯覺，以至於混淆掉自己的身份，弄不清自己是誰。城市居民有二種解釋：一種指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另一種指擁有城市戶口薄的人，詞典上的解釋多指前者。可是，我很清楚詞典的不可信，只有小孩和書呆子才盲信書本。我不屬於這個城市，實際上，我不屬於任何城市，我的身份證上，明明白白地強調我來自農村，一位地地道道的新時代農民。「阿拉上海人」稱我為外來人口，而在有些人眼中，譬如梅城，上海和我可以混為一談，我幾乎成為上海的代言人。

　　湖南路一個極為普通的弄堂社區內，有個門牌號碼寫著203的房間裡，擺滿書籍的黑色多用書櫃的底層，躺著一個毛主席語錄大小的綠皮冊子，封皮上印著燙金的印刷體，「上海市暫住證，上海市公安局制」。翻開第一頁，有一張露出兩隻耳廓的大頭照，照片上的女青年，左臉下額部蓋著白色鋼印，圓圓滿滿，凹凸有致。照片補充說明，姓名：黃春綠，女，出生日期：19XX年X年X月。常住戶口所在地址：湖北省XX市XX縣XX村XX組。暫住地址：上海市XX區XX路XX弄18號208室，我剛來上海時租住的地址。

　　黃春綠的臉，像從一副白色窗櫺裡鑽出來，嘴唇緊閉，驚惶地看著前方，前方是喇叭狀的鏡頭，如果再湊近一點，看久一點，或許還可以看出眼神裡疲憊和絕望的神色。

　　我能夠清晰地回憶起那一天，如同剛剛發生的事，鼻翼兩旁生著雀斑的女攝影師，掀動兩片薄嘴唇，命令我坐在閃光燈和反光傘包圍的矮腳凳上，然後，她透過鼻樑上的圓形鏡片和小刀片一樣的目鏡框，冷冷地望著我，挑剔我的表情和姿態。

　　她的普通話裡洋溢著濃重的本地口音，正是這樣的口音令她傲慢，在她眼裡，我是一件可以活動四肢的模擬塑膠人。

　　女證件照攝影師慢吞吞地擺弄她的相機，那黑色機身亮閃閃，質地像她用心撲過粉餅的臉，光滑緻密，無可挑剔，故意裸呈那幾點性感迷人的雀斑。她把臉隱藏起來，繼續向人展示她的手，那優越感十足的十指上，指甲蓋像一片片紫色貝殼，勾引式地肆意盛開，而我暴露在光的祭臺上，像亞伯最後獻上的羔羊。

　　人們不習慣被同類觀察分析，面對鏡頭緊張或者扭捏，可以自由伸縮的鏡頭（監視或偷窺），像一把槍，又像男人的生殖器，將恐慌插入心靈。我能夠忽略無處不在的攝像頭（超市、銀行、紅綠燈路口、大型商場、機場、某些住宅區、可視門鈴，甚至公司，公眾場合的偷窺，人對機器的控制掩蓋了人對人的控制，人們對於集體的被監視，出人意料地表現得通情達理），卻不能忽略女攝像師，實際上，是我無法對目光視而不見，我羡慕這密室主人的自由，她發號施令，而我一言不發，她自由進出，甚至中途上一趟廁所泡一杯咖啡接個聊天電話或者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而我頂多只能坐在凳子上扭扭有點僵硬的屁股。

　　這間盒子式的密室裡，沒有一扇窗，只有一扇小小的門，白色的門，關上後成為一堵牆，我迴圈往返於城市牆體的迷宮內，像傳說中一種無法停止飛翔的鳥，只有死亡的那一刻才能親近大地。飛翔對於鳥的意義，正如城市對於我，故土淪喪，我們都是被時光追逐不放的生靈，城市的臨時居民，時刻準備下一個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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