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國人(47)_薩蘇

四十七

　　嚴濟慈先生的課

　　嚴濟慈先生是1955年數理化學部物理方面的學部委員之一，論水準那是沒得說。且不說先生學術上的成就，單從當時一家大報對嚴先生的採訪，就可以讓人對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認識。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報紙要介紹各位科學家，對學部委員們分別進行採訪。採訪到嚴濟慈先生的時候，那位元記者問了一個很普通的問題——您做學生的時候，怎樣看待比您成績好的同學？

　　嚴先生卻瞠目結舌，半晌無法回答。

　　事後才知道，嚴先生從上學開始，從來都是第一名，他就沒嘗過當第二的滋味，這個問題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這樣厲害的嚴先生，在中國科技大學上課，卻有學生不滿，找另一位學部委員施汝為反映問題，要求換老師。

　　談起嚴濟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從科大的建校說起。

　　科大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時候吳有訓先生等人應邀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考察科研發展有關。

　　這次考察，根據隨行的一位元胡老先生回憶，是在1954年。20世紀70年代後期，胡老還隨另一個中國科學院的考察團再次出訪，同樣是去考察科技發展方向，這次去的，則是西歐各國，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樣，也對中國科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能有機會先後參加兩次這樣的考察，胡老可謂幸運。

　　兩次考察團都是在國家經費緊張的情況下成行的，參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專家和科研領導幹部。但是考察團所花的錢很有價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樣學習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技發展模式，為中國科學院的早期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意見；第二次，則是根據當時形勢，改弦更張，考察了更加先進的西方國家的科技發展模式，成為「文革」後重建科研體系的重要依據。

　　胡老第一次去的時候是最年輕的隨員，第二次，則成了負責管錢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兩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國。

　　第一次，是到東德，胡老印象中東德的人彬彬有禮，素質很高，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頗有不同。到其他國家，對從東方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國來的客人，總是熱情地招待，每天的訪問，宴會等如流水不斷，多少還有點兒物以稀為貴的意思。到了東德，卻發現德國人雖然有禮貌，但並沒有安排什麼溝通感情的行程。據老先生後來的看法，這大概和德國人骨子裡嚴謹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點有關，他們想不出吃吃喝喝對科技交流有什麼好處（我們也想不出）。於是，在東德訪問的時候，考察團出現了難得的清靜時刻。特別是週末，德國的商場餐廳處處關門，大家就算想出門也無處可去。只能躲在賓館裡。這時候，某位先生帶的一套《三國演義》就成了大家爭搶的對象。

　　那麼，是不是東德之行有點兒乏味呢？胡老說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當時是國際共管，同一條街上也駐紮有不同國家的軍隊，服裝不同，武器不同，風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時候，他們賓館門外的路上熱鬧得很，一會兒是這家的坦克出來了，一會兒是那家的坦克出來了，跟隨的部隊或正步前進，或軍樂悠揚，軍服燦爛，花樣翻新，讓人目不暇接。原來，當時佔領柏林的各國，都要進行巡邏。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揚國威，結果讓胡老他們免費欣賞了國際閱兵式。

　　第二次，則是到西德。這一次，已經多少年沒有接觸過西方社會，即便是曾經在歐美生活過多年的幾位老先生，到了這裡也不免露怯。在法蘭克福機場，想上廁所的幾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錢，原來這裡上廁所居然也要投錢的！這在當時中國人中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考察團在西德成績斐然，雙方協定了幾項重要的合作項目。公務之餘，大家普遍感覺吃得不習慣，德國菜大約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當地的中國餐館吃一次飯。餐館老闆很是熱情，每次都給對折優惠，基本就是個成本價。久而久之，才知道這位老闆原來是老復旦，1957年反「右」的時候流落國外，境遇很是坎坷。這位老闆在年輕的時候給一個德國餐廳打工，工作中敏銳地發現了一筆嚴重的錯賬。這筆錯賬十分要命，大約是算錯了整個餐廳都會垮掉。德國老闆十分感激，認為這個中國人有才華，於是鼓勵他自己開業。這個中國人覺得是天方夜譚，說我哪裡有錢租房子呢?德國老闆說不要緊，我給你租啊。中國人又說，我哪有錢裝修啊？德國老闆說不要緊，我給你裝修。中國人又說，我哪有錢啟動啊？德國老闆說不要緊，我貸給你……

　　喝著德國啤酒，這位老闆自嘲地對故鄉來的科學家們感歎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若不是這個「山東德國人（形容其熱情實在）」一步一步逼著，我是絕對不可能開得了這個餐館的。

　　此時他的餐館在整個城市都是一道風景線了。只是當年的學問，也早隨著啤酒喝掉了。

　　這算不算是一個「黑色」幽默呢？胡老說他聽了是很受啟發的——錢都不敢賺，不會賺，中國的知識份子確實有些讀書讀呆的。

　　當地有一些中國學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見到「家裡」來人，十分激動，於是湊錢請老師們吃飯。吃飯的地方在公園裡，架了爐子烤肉，大家吃得盡興而歸。

　　事後才知道，這些學者是沒有錢請老師們上餐廳吃飯，才用了這樣的方法。因為德國公園裡面烤肉是沒有費用的，只要購買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個物理所所長在團裡。回國後作了個報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覺得出國工作的人員回國都帶幾大件回來，讓人眼紅。大家不要眼紅，上廁所都要收費，人家那是從牙縫兒裡面省出來的。

　　第一次考察回來，大家的共同意見是科學院必須建立自己的大學。這是因為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當時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準跟不上。幾所大學畢業的人數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給各個部委和科學院輸送一批，地方上能夠留下的就鳳毛麟角了。在這種體制下，科學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難以推廣下去。所以，應該辦自己的大學，利用科學院的人才優勢，「生產」人才。科學院不但應該是科研基地，還應該是教育基地。

　　這個主張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約是1957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

　　當時科技大的教授團隊十分耀眼，都是科學院的各個學部委員。

　　這些學部委員當然不能每天去講課，但他們總是盡力抽時間去上課，其中也包括嚴濟慈先生。

　　接著有學生反映，說嚴濟慈先生的課聽不懂。

　　施汝來先生裝模作樣地聽意見，開始不置可否，其實心中早有計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見的學生們召集起來，說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你們老老實實認真去聽，一個月以後，如果還這樣認為，我們就換掉嚴先生。

　　學生們將信將疑。

　　結果一個月後再去問，大家都說，嚴先生講得好啊，那筆記不用修改就是論文！

　　施先生大笑。

　　後來施先生說，這些學生反映嚴先生講得不好，無非有兩條原因。第一，嚴先生的口音比較重，有些學生聽不懂他的話，這非要慢慢適應不可；第二，嚴先生講課不按教材，常常是從中間開講，或者從末尾開講，總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點是知識特別淵博，所以，從哪裡開始講，都能漸入佳境，越講越有意思。嚴先生家的甘蔗，從哪頭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認為只要肯聽一段課，學生們對嚴先生的意見就會大為改觀。

　　那麼，施先生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呢？

　　其實一點兒都不奇怪，因為施先生當年也是聽嚴老講課的，也有過同樣從不滿到欽佩的經過，他給學生們講的，無非是自己的經驗之談而已。

　　嚴老其實課講得很好，而且對於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能夠裝到自己口袋裡多少，如果學到的知識能夠像口袋裡的錢一樣想花就花，這知識才算學到手了。另外一條就是不能弄虛作假。[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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