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6)_雙雪濤

六

　　出租車司機坐在防護罩裡，戴著一頂灰色的帽子，穿著司機制服。奇怪的是他還戴著一個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後視鏡看了一眼，他的一雙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個眼角突兀地向下彎折。我便把眼睛挪走了。

　　「紅旗廣場？」他的一隻手放在「空車」二字上，我說，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車」熄滅。行了兩站地，已經看見主席無依無靠的大手，路卻突然擁堵起來，原來剛才看見的老人，只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隊方陣從路中間緩緩通過。不同的是，他們穿著另一種顏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機把半個膀子搭在車窗外面，看著眼前的老人，沒按喇叭，也沒幹點別的，就是平淡地看著。我說，也是閑的。他說，誰？我向前指了指。他說，那你去幹嗎？我一愣，說，我去附近辦事，和主席像沒關係。他點點頭，說，也是，你沒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說，咱們認識嗎？他說，不認識。你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就是覺得話頭有點怪，好像咱倆見過。他說，你是個板正人，我是個賣手腕子的，你可別抬舉我。我一時語塞，可能是昨晚喝多了，腦子不太對勁兒。

　　終於蹭到了廣場周圍的環島，他說，你到哪？我一邊朝廣場上看一邊說，你繞著環島走走。他說，你沒瞧見都堵死了？我說，你就走你的，耽誤你的時間我給你折成錢。他說，哦，錢是你親爹。我一下火了，說，你這人怎麼說話呢？他說，我是開出租的，不是你養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後視鏡，他沒看我，而是小心地避過前車擺動的車尾。這個疤臉。一般這種人不是話癆，就是強驢脾氣。一旦我下了車，再想打車回去，基本上沒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了，還不斷地有老人從車縫裡向廣場走去，好像水流一樣。我說，天熱，咱都別急，你幫我繞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沒說話，開始向環島內側打輪，透過車窗，我看見紅旗廣場上，圍著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滿了人。施工隊的吊車和鏟車在一角停著，幾個民警拎著大喇叭，卻沒有喊話，正在喝水。老人們坐在日頭底下，有些人的白髮放著寒光，一個老頭，看上去有七十歲了，拿著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擺下面，指揮老人們唱歌。在他的右手邊，另一個老頭坐在馬紮上，拉著手風琴，嘴裡叼了一棵煙捲，時不時翹起嘴巴的一角換氣。「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翻身農奴的心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紮嘿。」

　　主席的脖子上掛著繩子，四角垂在地上，隨風擺動。幾個工人坐在後面的陰影裡，說著閒話。似乎眼前的這一幕和他們沒什麼關係，等他們鬧完，動動手指主席就倒了。我想起小時候，我和幾個小子就站在他們的位置，看著主席的後腦勺。一個人說，你說主席的腦袋真這麼大？另一個人說，胡扯，這麼大的腦袋不是怪物？他哥馬上給了他一嘴巴，你他媽的見過主席？嘴是棉褲腰？我當時尋思，如果主席的腦袋真這麼大，那他戴的軍帽能成多少頂我們戴的軍帽，他穿的軍褲能成多少條我們穿的軍褲？我又想，不對，主席的腦袋應該是正常大小，也許是大，但是大不了這麼多。他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和紅小將的腦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腦袋果真這麼大，那千千萬萬的紅衛兵的腦袋豈不是也這麼大？這怎麼可能，因為我們學校有人去過，腦袋就和我一樣大。

　　車流緩緩地向前挪動，車裡的司機和乘客，無論是私家車，運貨車，還是出租車，都有足夠的時間向廣場上張望。大家歪頭看著這群老人。我已經很久沒回來過，搬走之後，幾乎沒回來過。那個建築好像我故鄉的一棵大樹，如果我有故鄉的話。上面曾經有鳥築巢，每天傍晚飛回，還曾經在我的頭上落過鳥糞。有好多個傍晚，我年紀輕輕，無所事事，就站在這兒看夕陽落山。那些時光在過去的幾年裡，完全被我遺忘，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好像一瞬間，我就成了現在的樣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說，「什麼？」已經幾乎繞了一圈了，我感覺到了後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車子都慢。「沒什麼，你現在去哪？」我看了一眼廣場上，好像圖畫一樣靜止了。「回剛才來的地方。」我說。他換了一個擋位，把速度開了起來。「你說，為什麼他們會去那靜坐？」過了一會他問我。我說，「念舊吧。」他說，「不是，他們是不如意。」我說，「嗯，也許吧。他們是借著這事兒，來泄私憤。」他說，「他們讓我想起來海豚。」我說，「什麼？」他說，「新聞上報過，海水污染了，海豚就遊上海岸自殺，直挺挺地，一死一片。」我沒有說話。他說，「懦弱的人都這樣，其實海豚也有牙，七十多歲，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總得到死那天，才知道這輩子夠不夠本，你說呢？」我說，「也不是，也許忍著，就有希望。」他說，「嗯，也對。就是希望不夠分，都讓你們這種人占了。」我越發覺得他認識我。我很想讓他把口罩摘下來，讓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車的後座，拼命回憶，他的音調，他的體態，但是總有些東西不那麼統一，從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了目的地，他抬起「空車」二字，說，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一邊拿錢包，一邊說，什麼？他說，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衛主席的戰士有多少個？我說，我記得我數過，但是現在忘了。他接過我的錢，沒有說話，等我拉開門下車，他從車窗伸出頭說，三十六個，二十八個男的，八個女的，戴袖箍的五個，戴軍帽的九個，戴鋼盔的七個，拎衝鋒槍的三個，背著大刀的兩個。說完，他踩下油門，開走了。

　　§莊樹

　　我雖然完全違背了我爸的意願，但是他多少還是幫了一點我的忙。他斷了我的退路。在我媽去英國旅行的時候，我和他達成了協議，最初五年，除非我辭職，否則我不能管他要錢。這其實是一個單方面的協議，只對他有意義，因為我本來也是這麼想的，我給自己的期限更久，比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認，我和我爸媽的關係比較奇特，從小我媽和我不親近，她和另一個孩子待的時間更長，是一個我小時候的鄰居。因為我沒興趣讀書，她就把時間花在那個孩子身上，教她讀書，把她壓箱底的東西都教給她，結果到了那女孩兒十二歲的時候，我們搬了家，從此失去音信，我曾經偷看過她的日記（她藏得並不隱秘，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這麼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聽那個女孩兒的下落，可是沒有一點線索，就好像從來沒有這個人一樣，那些兩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邊讀書的歲月，好像被什麼人用手一揚，消散在空氣裡。後來她愛上了旅遊和收藏，我們家有好多畫、瓷器和旅行的紀念品，我爸給她弄了一間大屋子，專門放這些東西。昂貴的，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和廉價的，可以無限複製的旅遊區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麼彆扭。

　　我爸從印製煙盒起家，在某一段時期，因為他的運作疏通而造成的壟斷，他的印刷機器和印鈔機差不了多少，後來他又進入房地產、餐飲、汽車美容、母嬰產品。在我大學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兒去看電影，正在親吻時，餘光看見電影片頭的出品人裡，有他的名字。他這一輩子乾乾淨淨，對我媽言聽計從，自從做了煙盒，就把煙戒了。對於生意上的朋友和對手，他很少在家裡提及，我感覺，在他心裡，這些人是一樣的，他們相互需要，也讓彼此疲憊。在我印象裡，即使他喝得爛醉，只要想回家，總能獨自一人找回來，前提是我媽也要在家，幫他校準方位。我媽通常不會說他，給他煮碗面，有時候他進門一頭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後關上門。我爸常說我叛逆，也常說我和他們倆一點都不像。其實，我是這個家庭裡最典型的另一個，執拗、認真、苦行，不易忘卻。越是長大越是如此，只是他們不瞭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鬥毆，作為頭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實我也受了點輕傷，眉骨開了個小口，值班的民警給我拿了一板創可貼，坐在柵欄外面和我說話。你知道混混以後有什麼出路嗎？他說。我記得他很年輕，鬍子好像還沒有我的密。我沒有說話，自己把創可貼貼上，在眉毛上打了個叉。他說，要麼變成慣犯，要麼成為比普通人還普通的人。我沒有說話，他說，你以為你多牛逼呢？你將來能幹什麼？我沒有說話。他蹺著二郎腿，不斷打響手裡的打火機。他說，你知道每天全國要死多少警察嗎？我沒有說話。他說，我看了你的檔案，你隔三岔五就得進來一回，都是為別人出頭，你說你將來能幹啥？你那幫朋友，從這裡出去的時候，哪個回頭看你一眼，哪個不是溜溜地趕緊走了？我說，操你媽，有種你進來和我單挑。他說，單挑？我一槍就打死你。我開槍不犯法，你會開槍嗎？你知道槍怎麼拿嗎？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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