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2)_彭勇

二

　　儘管每一個王朝滅亡的具體方式可能千差萬別，帝王或被俘沙場、或被捉宮廷，或身首異處，或客死他鄉，或自焚宮中，或自縊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魚腹......但任何一個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間事，都是有跡可循的。即如所謂的清平盛世，也同樣潛伏著危機，只不過被表面的繁華所掩蓋，社會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統治階層更不願甚至不敢去面對了，仍然我行我素。舉明清為例，普遍認為，明實亡于萬曆15年，清實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後期。個別帝王或者試圖欲挽救將傾之大廈，但終因積重難返，無法逃脫被顛覆的命運。亡國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國之君的行為方式多有驚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們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將朝政悉數委於他人；他們親奸邪，遠忠良，良莠不分，偏聽讒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敗壞；他們對治理國家不感興趣，對歪門邪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或求長生，或樂於興趣愛好，或荒樂好色，荒淫無道等。在經濟上，他們不抑兼併，橫徵暴斂，與民爭利；他們奢侈浮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其結果自然是積貧積弱。在民族關係和對外關係上，他們或嗜殺成性，窮兵黜武，元氣大傷，最後直落得兵敗如山倒；他們往往驕傲自大，採取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等級制度森嚴，致使民怨沸騰。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無度、縱情于歌樂聲色，數月不上朝。大臣關龍逄進諫說：「如果天子做到謙恭、節儉、講究信義、愛護賢才，那麼，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穩固。而今陛下奢侈無度，嗜殺成性，弄得諸侯離心離德，百姓盼望您早些滅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將關龍逄殺掉，並警告臣下，如果再有進言者，一律處死。從此，賢臣絕跡，佞臣當道，終被湯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無能，終日沉湎於享樂，權柄被竊于奸相趙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為馬」的鬧劇，不幸印證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大唐帝國後期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弄權，帝王權力被竊，無力左右政局所致。南宋亡國的教訓再次證明天子失德、大權旁落、奸相當道壞政的血的教訓，秦檜、韓胄和賈似道的權傾朝野，究其原因，大都源于帝王們滿意陶醉於江南安逸的生活，滿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實，像理宗和度宗皆因貪戀女色而亡命。詩人林升在《題臨安邸》中恰切地反映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醉生夢死的生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明末，萬曆皇帝深居宮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國家大事於腦後，終日縱情於酒色。據史書記載，萬曆皇帝「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二十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頭暈目眩、動火熱症，這也是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而勤於搜刮，加劇了明代官場的腐敗，致使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

　　但是，歷史的發展是複雜的合力運動。我們強調了（王）皇權運行在王朝興替之中的決定性作用，絕不認為它是惟一的因素。過分地強調單一或偶然因素而忽視了綜合因素對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顯然是有悖歷史真實的。我們講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皇權是王朝運行的決定力量，在皇權尚沒有高度集中的時期。如在某個王朝建立之初，王權在沒有取得絕對控制地位的時候，天子的命運和王朝的命位就顯得非常悲慘，像東漢、西晉和東晉時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在東晉門閥政治影響下，皇權變態，皇帝垂拱，士族當權就是突出的例證。

　　我們強調作為最高統治者王（皇）權的決定意義，絕不是忽視統治者階層的其它群體所施加的影響，如外戚等皇親國戚等，如宦官等皇帝的私人奴僕等，如絕代佳人等，對王朝運行的重要影響。其實，他們的得勢，他們的權力主要取決於皇權的運行，他們之所以氣焰囂張，完全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奸臣賊子亂政，實則源於帝王權力運行出現了問題，一旦天子揚威，無論氣焰多麼囂張的亂臣賊子通通玩完！明末魏忠賢集團的覆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魏忠賢縱然被封為「九千九百歲」，在「萬歲」崇禎帝龍顏大怒時，其貌似堅固龐大的官宦集團也會迅速瓦解。

　　能夠對皇權運行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是廣大官員群體。他們的權力既是皇帝所賦予的，同時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官員隊伍的品質是影響王朝興替的重要因素。一個王朝的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員素質的好壞。官員素質的高低既表現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現在官員的廉潔方面。官員是帝王治國思想的踐履者，吏治清明，則上令下達，政通人和，社會就會安定祥和；官員欺上瞞下，中飽私囊，就會出現「歪嘴和尚念亂經」的情況。官員的素質取決於這一群體的知識水準、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觀、價值趨向等。歷史上，不乏冒死直顏犯諫的官員，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價值觀，既能有效地緩和社會矛盾，也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又能規勸帝王嚴以律己，執政為民，天下為公。

　　然而，大臣的命運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皇權的運行。凡是在王朝的興盛之世，就會有一批正直廉潔無私的官員，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將崩潰之時，奸臣就會借機竊權，中正鮮少。王朝的命運似乎可以通過直顏犯諫的大臣的命運反映出來。貞觀盛世之時的魏征，雖然冒死規勸唐太宗，卻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罵得狗血淋頭，雖被投放到監獄，但命不當絕；明未，一批正直的東林黨人慘死在血雨腥風之中，大明的死期註定不遠了。清朝入關之後，官員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唯唯諾諾、自稱「奴才」以自保，他們噤若寒蟬，整個思想界幾乎處於「失語」的狀態——「萬馬齊喑究可哀」！可以說，清代二百餘年的吏治是古代中國最為敗壞的時期。所幸者，清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皇帝能事必躬親，勵精圖治，尚能控制住局面。但長此以往，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一旦失掉了廣大官員群體的發自內心的支持，一旦不把廣大的民眾放在心上，失去了民心，專制與獨裁下的「風平浪靜」，往往又是滋生更可怕逆流的溫床。當所謂夜郎自大的「康熙盛世」美夢尚未結束時，天朝大國已淪落到任人淩辱的地步！

　　所以，我們再強調王權在王朝興替過程中重大作用之時，必然明確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也是歷代有為的統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之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官員）、尤其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帝王對待人民的態度。

　　道理講到這裡，倒讓人想起來，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與毛澤東同志討論歷史週期率的話題。黃炎培說，中國歷代王朝更替頻繁，興——衰——興——衰的發展週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週期率。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他請教毛澤東有什麼方法跳出歷史興替的週期率？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把王朝週期性的原因歸結於政府腐敗，歸結於專制，歸結于對統治者（官員）隊伍的缺乏有力的監督與制約，是頗有見地的。從中，我們不難讀出，毛澤東對人民力量的重視，也不難品味出他對官員隊伍的素質和效率對國家和政府運行的重大影響的重視。

　　最後，想談一談農民起義在王朝覆亡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對農民起義的評價問題。歷史上，許多腐朽不堪的王朝是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滅亡的。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餘年裡，獲得空前的繁榮，社會各界對農民起義作用的評價也非常高。但最近十年來，卻出現了過度貶低農民起義的現象。一些人認為，所謂的農民起義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沾染了流氓習氣的流氓無賴之徒，他們好逸惡勞，所謂的「起義」不過是吃大戶、燒殺搶掠。就像魯迅先生《阿Q正傳》所塑造的阿Q形象一樣，到趙家的牙床上滾一滾。不少人認為，農民起義不僅不可能推進歷史的進步，甚至還製造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導致社會發展的倒退。這種觀點在史學界有一定的市場，值得商榷。譬如洪水湧來，勢必泥沙俱下。中國歷史在每一次大動盪之後都能呈現出相對的穩定期，和社會發展期，概莫能外，這不能不說是歷次的農民起義給新的統治者以覆亡之鑒。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深有感觸地說：「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他反復告誡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所以，每當大的農民起義過後，新立王朝的統治者，都會汲取前代或歷代亡國的教訓，採取一些與民休息、約法省禁的措施，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個王朝滅亡了，我們稱它為舊朝；另一個王朝建立了，我們稱它為新朝。「總把新朝換舊朝」，這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數百個政權更替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家長期關心的問題，著名史學家顧誠先生說：「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逆轉和曲折。」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科學的萬古長青，就是教導後來者借鑒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找到一條縮短現代人和歷史距離的有效途徑，領悟歷史的智慧和哲理。明智的中國人必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產中汲取教益，知恥知辱，從而加深對現代社會文明的認識，使我們的認識和實踐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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