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38)_彭勇

三十八

　　公卿誤國

　　自曹丕開始設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經逐漸成為世家門閥壟斷遴選用人的工具。司馬氏作為世家門閥的利益代表，自然採取縱容的政策。晉武帝司馬炎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泛，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發。司馬炎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應處死以懲邪佞，山濤等不可問罪。司馬炎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實際上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級士族在政治上的權利，一開始就從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謂「九品官人法」事實上只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只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官的特權。通常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在開創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進取開拓精神，總能夠為王朝的長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晉王朝卻是例外，晉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統後，不是把富餘的精力用於開疆拓土、勵精圖治，而是一面驕奢淫逸、縱欲享受；一面崇尚虛無、清談玄遠。

　　《世說新語·汰侈》中對當時達官顯貴窮極奢侈的描繪，足以令當今的暴發戶們瞠乎其後，最著名的莫過於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石崇在荊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隊假扮強盜，打劫富商，積累了巨額財富。這種令人髮指的罪行竟然無人過問，可以想見吏治腐敗到了何種地步。石崇又用贓款買得更高的官位，積下更多的財富。他在首都洛陽建造了豪華莊園，僅妻子就有100多個，每人頭上和手上金光閃爍，穿戴的首飾價值連城。王愷是司馬炎的舅父，靠與皇帝的裙帶關係貪污受賄成了超級富豪。兩人互不服氣，各顯神通，公開鬥富：王愷用麥芽糖涮鍋，石崇就用蠟燭當柴燒；王愷在40裡的路段上用綢緞作屏風，石崇就把50裡道路圍成錦繡長廊；王愷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塗料……王愷落了下風。司馬炎知道了，就賜給他一株高約二尺左右、價值連城的珊瑚樹。王愷帶著珊瑚樹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隨手就用鐵如意將珊瑚樹砸個粉碎。王愷既覺得惋惜，又認定石崇是妒忌瘋了，聲色俱厲地質問石崇。石崇若無其事道：「值得生氣嗎？賠你好了。」於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樹全部拿出來讓王愷挑。高大的約三四尺，次等的約兩三尺，像王愷那樣的珊瑚樹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著珊瑚樹對王愷說：「你要賠償，請隨便挑吧。」王愷只好認輸，連被擊碎的珊瑚樹也不要了。一個皇帝助臣下比鬥奢侈，可以想見奢風的盛行。

　　石崇富可敵國，又恣意炫耀，常大宴賓客，安排美女勸酒，有飲酒不盡興的，當即殺掉勸酒的美女。王導（東晉宰相）和王敦（東晉大將軍）兩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導不善飲酒，因怕勸酒的美女被殺只好強飲數杯，當場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勸酒時，卻故意不肯喝。接連三位美女被殺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導指責他，王敦回答說：「他殺他自家的人，關你何事？」

　　石崇家的廁所內也有十多個美女排列伺候客人，準備著錦衣華服、名貴香料、洗漱用品等。賓客如廁時都得脫下舊衣，出去時換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當著眾美女更衣如廁。王敦卻旁若無人地脫衣更衣，滿臉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們竊竊私語道：「這個客人肯定適合做賊。」

　　石崇不過是晉國的一個中級官僚（散騎常侍），就如此狂亂縱欲變態浪費，宰相級別的高級官員就更不用說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萬錢，還總埋怨沒有可口的菜，無處下筷子。以當時的購買力，一萬錢相當於一千個平民百姓一個月的伙食費，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兒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每天的餐費是他老爸的兩倍。

　　司馬炎有次駕臨駙馬王濟家，王濟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著綾羅綢緞，手托著食物列隊伺候。乳豬的味道異常鮮美，引起司馬炎的好奇，詢問個中秘訣。王濟解釋說他家的小豬是用人奶餵養大的。司馬炎覺得自己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倒還不如這幫傢伙會享受生活，因此心覺不忿，沒吃完就走了。這還不算什麼，王濟喜歡遛馬，就在地皮最貴的北氓山下買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馬場，用編織起來的金錢鋪滿界溝，時人稱之「金溝」。

　　士族過著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殘酷的剝削。傅鹹上書說：「侈汰之害，甚於天災」。因為天災尚有時日，奢侈之風則沒有止境。

　　除了像王愷、石崇這一類變態行徑外，還有另一種荒唐行徑，就是吃飽了飯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亂吹牛，盡扯些脫離實際、荒誕無稽的奇談怪論，是為「清談」。竹林七賢實是首開清談之濫觴者，但西晉初期，阮籍、嵇康等人為了逃避政治殺戮，裝瘋賣傻，空談玄遠，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歸一，政局穩定之時，本當勵精圖治，銳意進取。可這些朝廷精英們卻個個變成了大哲學家和大詩人，成天手執麈尾，峨冠博帶，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為「俗務」，玩命地鑽研老莊玄言。例如尚書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這就是成語「信口雌黃」的出處了。要命的是，他們並非鄉野隱士，崇尚清談，縱無益於國計民生，也無什麼大害；而他們多是達官權臣，「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學習榜樣，負有濟世安民之重任，卻不屑綜理時務而一味崇尚虛無、清談玄遠。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滋生。後人批評晉人清談誤國非是無因。連王衍自己臨死前都有覺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級官吏都是這副荒唐變態的德行。雖然也有個別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請求皇帝制止，但司馬炎對西晉王朝從一開始就彌漫著的荒唐風氣採取了縱容態度，非但無意制止，有時反倒推波助瀾。即使連自己都對某些過分變態的行徑難以容忍時，卻也不去追究。正所謂「善善而不能從，惡惡而不能去」，司馬炎的這種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繼承人及顧命大臣這樣關乎國運的大事上犯下了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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