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72)_彭勇

七十二

　　變革圖強

　　對遼戰爭的軟弱無力，似乎使北宋的統治者患上了對戰爭的某種恐懼症，刺激他們重新思考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時對大臣們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表明宋太宗對於內外之防，孰輕孰重，已經做出了新的判斷。澶淵之盟的簽訂則標誌著大宋皇帝放棄了太祖皇帝的萬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積極擴張轉為集中精力鞏固國內的統治。趙匡胤曾經在951年參與擁立後漢節度使郭威建立後周的政治活動，10年之後自己也被下屬擁立，黃袍加身。如何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趙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趙普商議：「從唐朝以來五十多年，當皇帝的換了八個姓，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戰亂，制定國運長久的方針，應當怎麼做呢？」趙普回答道：「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罷了。現在要想解決它，也沒什麼別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鎮權力，控制他們的財政權，剝奪他們的兵權，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趙匡胤表示贊同。這次談話後不久，趙匡胤就導演了一出成為千古佳話的「杯酒釋兵權」，用贖買的辦法，把大將們統統請回了家。如何確保皇權的穩固，成為北宋封建政權的第一要略。

　　為了加強皇權，宋初統治者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財政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宰相體制。地方設三級行政區劃，第一級為「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在一路內分設了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分別負責軍事、司法、賑災專賣和財賦，互不統屬，直接對中央負責，以達到分權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級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設通判等官職以牽制。北宋統治者還經常設置一些臨時機構和臨時職務，把各種常設職務和相關事務相分離，形成有職無權、職事分離的情況。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牽制，不能獨斷專行。然而，分權必然導致機構臃腫，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潛伏著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而眾多官員的相互推諉也使行政效率相應低下，甚至到了影響中央的決策執行，以及下情不能順利上達的地步。

　　在加強皇權的措施中，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把軍事方面的分權、集權措施放在整個國策的最核心地位。在軍事部署上，中央與地方駐兵各半，使「內外相制」，降低兵變成功的可能。同時實行「守內虛外」，在京城周圍屯駐數十萬甲兵，以防內患，而在與遼、西夏的邊境則實行消極防禦。對於軍隊的招募和常備軍的維持，趙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兩招，他說：「荒年人民會叛亂，軍隊不會叛亂；萬一豐年變亂，軍隊會叛亂，人民卻不會叛亂。」招募饑民入伍，用軍隊紀律加以束縛，使其不能鋌而走險，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結果是軍隊數量大幅度增長，戰鬥力卻大幅度下降，且為新的財政危機埋下了隱患，社會矛盾在實質上並未得到緩和。中央禁軍則實行三年一輪換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防止兵將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預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將領臨戰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戰場上不但要巴結奉承皇帝派來的監軍（通常都是宦官），甚至連打仗都要按照戰前皇帝下發的陣圖排兵佈陣。上述做法雖然使北宋發生第二次「黃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對外戰爭勝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邊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導致冗費。為了加強皇權而增加的開支，從宋初開始就呈現出鏈式增長的趨勢。到北宋中期，大約4000萬的人口養了200多萬軍隊，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過：「一直以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軍隊身上了。」不僅是軍隊，冗官也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支出。以科舉制為例，北宋有兩大變化，一是舉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選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職；二是擴大錄取名額，甚至規定按考生總額十比一的比率加以錄取，並成為定制。吃皇糧的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擴大了，腰包卻也癟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沒有同樣巨大的收入支持，財政就會緊張。而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自作聰明的趙匡胤卻制定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他白日夢般地幻想著富戶佔有大量土地其實是為國家守財，有人民起義或邊患邊境擾動，大地主們為了維護統治，會自發地向朝廷提供財物。事實證明，這種犧牲人民利益以鞏固統治的片面做法與每一個統一王朝初年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馳，換來的只能階級矛盾激化。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併帶來的繁重剝削壓迫導致人民不斷反抗，直接威脅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劇減使得賦稅收入隨之劇減，龐大的官俸、軍費及皇室奢侈的排場難以維持的情況。增加稅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雖然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會使階級關係更加惡化。舊有的統治手段迫切需要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針對當時的社會危機，從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個方面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因此舉觸犯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製造各種謠言，對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進行惡意中傷。新政實行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離開朝廷擔任外官，新政的各項法令也相繼取消。

　　慶曆新政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變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於慶曆新政失敗後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新的變法改革活動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為參知政事，再次高舉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北宋統治危機所進行的較全面的改革，試圖全面改革，挽救統治危機，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為了給自己的變法製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佈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注釋，同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想鬥爭，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熙寧變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財務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失敗了。新法的實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受到一定限制，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攛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施加壓力，迫使宋神宗兩次把王安石罷相。

　　但是與其說王安石變法斷送於守舊派之手，毋寧說變法斷送於王安石自己之手。誠然，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措施，都是相當高明的。正如黃仁宇的評論：「令人驚異的是，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裡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但是王安石的失誤之處恰恰在於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記了他的根本目標。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解決財政困難只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宋神宗在守舊派壓力下的決心動搖，王安石亟須拿出成績來顯示變法的正確性，穩定改革派的軍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稅收。王安石變法中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的落實程度，遠遠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輸法等能馬上來錢的政策落實得堅決。王安石還高興地吹噓自己的新法一出，國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視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僅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為國家的壟斷導致的市場蕭條而破產。變法十幾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財政困難，但是階級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用人不當也成為王安石變法被後人詬病的軟肋。變法的順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變法內容，又具有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急功近利的目標，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標準選拔人才，結果選拔出了一些利用變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甚至企圖利用變法名義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從而給哲宗、徽宗兩朝留下的另一個惡劣政治遺產——黨爭。宋神宗死後，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以司馬光為相，新法被全盤廢除，把新黨驅逐出朝廷。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以章為首的新黨，又開始了對守舊人士的殘酷迫害。北宋的朝廷從此陷入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從此，整個國家完全進入了失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淪喪的時代，沐猴而冠的腐敗分子高坐于廟堂之上，虎視眈眈的敵國陳兵于邊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權喪失了自我拯救的機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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