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85)_彭勇

八十五

　　奸佞喪國

　　賈似道，台州(今浙江臨海)人，他尚年幼時，父親賈涉在淮東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為家道中落，又無人管教，賈似道漸漸不務正業，經常酗酒賭博，沾染了一身惡習。賈似道的命運發生轉變是因為同父異母姐姐賈氏被選入宮中。賈氏長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憐愛，進宮不久就被冊封為貴妃。賈似道籍此裙帶關係，被相繼提拔為籍田令、太常丞、軍器監、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習氣的賈似道，在京城臨安有恃無恐，行為放蕩不羈。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裡鬼混，夜間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遊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見湖上星火點點，就對左右說：「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詢問，果然不錯。雖然無才無德，因是貴戚的關係，加上他善於使弄權術，所以賈似道連年升官、步步高升。寶五年(1257年)，他一路遷升為知樞密院事兼任兩淮安撫大使。賈似道平步青雲之時，也正是北方蒙古貴族橫掃天下之際。南宋政權的弱不禁風，盡收蒙古貴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對蒙古大軍所向披靡的戰鬥力並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國新亡之機，在沒有充足準備下，突然派軍隊北上，企圖收回蒙古軍佔領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結果在洛陽遭到蒙古軍的襲擊。這次軍事行動導致了嚴重後果，它激化了南宋與蒙古國的矛盾。

　　寶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調動三路大軍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親率大軍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頭直指南宋都城臨安。理宗萬分慌張，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援鄂州，賈似道本不學無術，他看到蒙古鐵騎驍勇善戰，鄂州岌岌可危。萬分驚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原本不想議和，這時突然得到蒙哥前線病逝的消息，為了趕回蒙古去爭奪汗位，他就順水推舟答應了議和條件，率軍撤回北方去了。

　　賈似道見蒙古軍主力已經撤走，就出動大軍攔殺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臨安，以做邀賞之功。他把私自訂立和約的事瞞得嚴嚴實實，到處吹噓自己取得大勝。宋理宗聽信了賈似道的謊話，認為賈似道立了大功，誇耀一番之後，又晉升他為少師，封衛國公，視之為「股肱之臣」。為了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賈似道甚至指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蒙古政權上層因忙於內部事務的處理，放緩了打擊南宋的腳步，南宋得以暫時的苟延殘喘。然而，南宋朝廷並沒有抓緊這難得的時機緩解矛盾、增強國力。相反，卻由於賈似道的橫行霸道進一步加快了滅亡的進程。

　　賈似道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異己，殘害抗戰將領。他網織罪名殺害了左丞相吳潛，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領導釣魚城抗戰、讓忽必烈大軍束手無策的王堅，也被賈似道解除兵權，以至於鬱悶而死。賈似道還通過實行所謂「打算法」，把在抗戰中支取官物用作軍需的將領一概治罪。至此，賈似道羽翼豐滿，權傾朝野，把持朝綱長達15年時間。賈似道專權後，對人民的剝削愈益苛重，致使社會經濟更為蕭條。賈似道以南宋政府財政困難，軍糧不足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實行買「公田法」。其辦法是：按官品規定占田限額，兩浙、江西等地官戶如果超出限額，在超額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然後收公田租以充軍糧。「公田法」本與農民關係不大，但是許多官吏以買田邀功，常將只能收租六、七鬥的田虛報為一石，官府據此規定重額官租，強迫農民交納，這使得農民負擔大大加重。同時，有權勢的官僚大地主雖然家有餘田，但拒不出賣，地方官為了完成買田數額，就強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賣田。「公田法」推行以後，許多人家破產失業，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又在各地實行所謂「經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間土地，分毫必計地向民間搜括田稅地租。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動輒虛加貧弱農戶的租稅。無疑，「經界推排法」又成為一禍國殃民之舉。

　　賈似道不僅通過「買公田」、「經界推排法」之類的手段從民間搜刮財富，而且連年濫印紙幣，造成貨幣極度貶值，物價飛漲。城市工商業、農業直至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力迅速衰微。大臣黃震上書指出國家面臨四個弊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被連貶三級，朝中難聞正直的聲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終因嗜欲過度而病死，皇太子趙在賈似道扶持下繼位，是為度宗。度宗孱弱無能，亦是一位貪戀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務依然託付給賈似道，稱賈似道為「師臣」。賈似道為了考驗度宗對他的信任度，也為了在新君面前樹立威信，便在辦理完理宗喪事後，棄官回到紹興私宅，之後指使人謊報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謝太后聞報大驚，手詔請賈似道出來主政，並特拜他為太師、封魏國公，賈似道這才出來「為國視事」。賈似道經常巧設陰謀，置度宗於股掌之上。鹹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歸家休養，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從官去傳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種賞賜。被派去的人唯恐賈似道離京，竟每夜躺在賈府門外守著。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嶺，賜給賈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裡去休養。從此，賈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簽署，朝中其他幾位宰相只是掛名而已。當時人們形容這種情況說：「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賈似道)。」此後，度宗又給他十日一朝的特權，而且每次退朝，度宗總要離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雖然賈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內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辦理。誰要是使他稍不滿意，輕則斥責，重則削去官職，終身不用。一些企圖向上爬的官吏，紛紛向他行賄，。這樣一來，賈似道斂財無數，南宋的貪污之風也隨之大盛。

　　在賈似道不斷向度宗要官要權之時，蒙古軍正大舉南下，南宋危機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奪得汗位之後，他迅速穩定了內部，不久即又派兵佔領南宋四川地區，並沿漢江南下，於鹹淳四年(1268)包圍襄陽，次年又圍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鹹淳六年(1270年)，正當襄、樊被圍，南宋前線形勢十分危急之際，賈似道卻悠閒地躺在葛嶺私宅中，過著極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許多美貌的妓女、尼姑為妾，日夜淫樂。他喜歡鬥蟋蟀，而且還著《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賈似道還特別愛好奇玩珍寶，廣為搜羅。他聽說已故兵部尚書余階有玉帶殉葬，竟掘墳取來。

　　賈似道在葛嶺恣意淫樂，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邊防之事，他即加貶斥。有一天，度宗問他：「襄陽被圍已三年，怎麼辦？」他扯謊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聽得此言？」度宗告訴他是聽一個宮女講的，他就立即處死了那個宮女。自此，不管前線情況多麼吃緊，誰也不敢透露半點真實消息。

　　鹹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加緊了統一中國的進程。鹹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襄陽被圍五年，糧盡援絕，城中軍民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於是獻襄陽城投降元朝。襄陽之戰對元宋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勝利的一方發現南宋朝廷的腐朽沒落已經不可救藥，從中看到滅宋的希望，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沿長江一線及以南的防守從此處於極其被動的勢態，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挫折，南宋王朝滅亡的喪鐘已經清晰可聞。

　　咸淳十年，賈似道的母親去世，值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賈似道不僅不組織抗元，反而乘機大擺排場，炫耀自己的權位。度宗親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親國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設祭。有的祭台搭到數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賈似道回台州治喪，動用皇帝的儀仗送葬，山陵的規模甚至超過度宗的壽墳。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漲，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此後不幾天，度宗因酒色過度，突然死掉了。賈似道又立年僅四歲的趙顯當皇帝，繼續操縱著南宋大權。

　　元軍佔領襄陽後，又于當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立都督府，但他遲遲不敢與元軍對決。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後，他才抽調各路精兵13萬，從水路出發。他帶了大批輜重，船隻首尾相接達百餘裡。途經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過於龐大，在攔河壩上擱淺，水軍只得為他換船繼續前進。隊伍開到蕪湖（今安徽蕪湖），賈似道就迫不及待地與元朝聯繫議和，他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並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使者去元軍大營，請求稱臣送歲幣。伯顏拒絕議和，並繼續進兵至安慶(今安徽安慶)、池州(今安徽貴池)、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一戰，宋軍前鋒毫無鬥志，不戰而走，後方督戰的賈似道也驚慌逃竄。此一役，宋軍主力大部分被殲，士氣喪失殆盡。

　　賈似道兵敗之後，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已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太學生及台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太后謝道清不許，只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賈似道到了紹興，紹興的地方官關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於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華)居住，婺州群眾聽說賈似道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可見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強烈要求下，謝太后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團練使，並派人監押。紹興府有個小吏鄭虎臣，因受過賈似道迫害，為了報仇，他主動要求擔任押送官。鄭虎臣一路上羞辱賈似道，不時找機會欲置賈似道於死地。走到漳州，鄭虎臣橫下心來，在賈似道如廁時結果了他的性命。

　　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顏率領的元軍雲集臨安城下，謝太后欲戰不勝、南渡無法脫身，她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元軍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營和談時卻被伯顏扣留。謝太后無奈，只得向伯顏奉上傳國寶璽和降表，開城投降。南宋主體政權已經滅亡。此後帝王官宦走向了長達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嘉國公趙顯、益王趙、衛王趙，相繼被朝臣擁立為帝。弟兄三人即位時最大的不過八歲，在位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後繼位的恭帝趙顯，在位2年，被元軍俘獲後送西藏為僧，又被冤殺；恭帝被元擄住後，大臣陸秀夫等擁立趙為帝，在位3年，在元軍追擊中受驚而死，終年

　　歲，葬於永福陵（今廣東省新會縣南）；末帝趙在位2年，在元軍追擊下，由大臣陸秀夫背著投海而亡，終年9歲，時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南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留給後人更多的是苟且、軟弱和無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會發現，南宋並不是一個不堪一擊、積貧積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經濟運行和火藥火器技術的研究等方面都超過漢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經濟做後盾，推行「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兩宋政權一直處於諸多勃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夾擊和圍攻之中，窮於應付戰局，實屬無奈！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紀相繼崛起，其勢難以敵當，也在情理之中。兩宋朝廷本無意消滅這些敵對政權，攻擊力雖不甚銳利，但抵禦來犯之敵的能力尚且有餘，在面對蒙古族大軍的時候尤其如此。從1206年開始，蒙古族大軍幾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勢相繼滅金、滅西夏、滅花拉子模、滅俄羅斯諸公國、敗波蘭等東歐國家，獨獨在吞併南宋的戰爭中，無論是出動的兵力，還是相持的時間（從1235年舉兵伐宋，到1279年徹底摧毀宋王室，歷時近半個世紀之久），損失之慘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上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朝政上吏治腐敗，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當（南宋與蒙古結盟滅掉金朝，頓失防禦屏障，並將自己的實力暴露于蒙古貴族面前，實屬重大失策），導致內外交困所致。像賈似道在政治腐敗、國運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個浪蕩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樞密使的高位，充分體現了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在元軍大舉攻宋的時候，作為前線指揮，他一面封鎖軍情，一面向敵人稱臣請降，這種兩面派的作風是無法長久的。君臣上下，不思進取，既沒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沒有積極防禦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貪戀奢華的生活，所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寫照。南宋後期的政治可用皇權旁落、大臣擅權、皇后干政、朝政混亂和民怨沸騰來概括。如此以來，國家豈有不滅亡之理？！所以，當南宋統治者選擇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時，實際上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註定滅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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