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87)_彭勇

八十七

　　盛衰興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漸次佔領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國等四國遼闊的疆地，組成龐大的元帝國，我們稱之為元朝。在中華帝國傳統的管轄區域內，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權了。隨著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掉了金，元與宋政權的正面衝突已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1257年，當時的大汗蒙哥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遭到了實力猶存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蒙哥也于1259年7月死於軍中。急於爭奪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後，即於次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宣佈自己即汗位，並於西元1264年擊敗了同樣稱汗的弟弟阿裡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忽必烈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後，即於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經過五年艱苦卓絕地戰爭，才佔領襄陽；又于1276年圍困臨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謝太后開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陸秀夫背著末帝趙投海自殺，南宋王朝徹底終結，元朝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元帝國建立和統一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與火的戰爭史。從最初的部落之爭到蒙古帝國四處征戰，從元朝的建立到最後的滅亡，無不處在南征北戰的烽火中。元朝統一天下後，對軍制作了一些改革，加強對軍隊的控制與管理。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等。元初採取了一系列漢化政策，以期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所謂漢法，不僅是指中國傳統的統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是與保守落後的蒙古「舊俗」相對應而言的。為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元朝將整個區域劃分為十一個行政地區。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樞密院掌管軍事，禦史台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各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設路、府、州、縣。這一制度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

　　推行漢法，還包括保護和發展農耕經濟。西夏、遼、金、宋與蒙古族政權之間二、三百年的戰火，使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和江南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應該放棄其落後的遊牧經濟，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們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元朝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方，興修水利，清理豪強侵佔的土地和民戶，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等等。由於這些政策的貫徹實施，元朝各地的農業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這一期間，水利灌溉業發達，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強。

　　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都市的繁榮。元朝的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機構，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大都市。著名的義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是這樣描寫當時盛況的：「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著生活日用品，不停的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內有十個巨大的廣場和市場，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個廣場的長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裡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個市場在這三天交易的日子裡，總有四五萬人參加。」元朝的開放和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元帝國地域的廣大和發達的海內外交通與貿易無法掩蓋其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臺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有如此的描述：「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為了維護其作為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元朝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它把當時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為高貴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亞細亞人，因他們多數信奉回教，因此也稱之為回回，又因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頗得元統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是金朝時所屬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屬的漢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漢人最受歧視，因為在蒙古人的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別無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漢人殺蒙古人者償命，殺色目人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約折銀幣二兩），而他們殺死漢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費即可。此外，元政府將每二十家編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擔任，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隸，其衣服飲食，甲主可隨意索取，女子財產，也可隨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漢人不能打獵、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會拜神、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趕集趕場，甚至夜間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實行職業、戶籍分等制，把全國廣大百姓分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在他們眼中，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份子淪落到連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隨著蒙古族統治者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愈發明白耕地對於國家、對百姓和對於等級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如何解決廣大百姓的耕地問題上，而是想著如何利用特權兼併土地、加重對農業的剝削上。元朝土地的絕大部分由貴族官僚、寺院、地主佔有，他們憑藉政治上的強勢，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巧取豪奪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公開和隱蔽的搜刮和掠奪，許多小地主和普通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官田的租額不斷增加，佃戶繳納不起，流亡的、餓死的情況時有發生。租種私田的佃戶，要向地主交納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額地租。此外，地主對佃戶還可隨意課派，若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則淪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貧苦大眾身上，每當國家有大規模的征伐時，就下令各千戶簽發兵員。元朝時期，戰爭頻仍，廣大百姓在戰爭中死亡，土地荒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時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元朝統治者不實行「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經濟政策，不實行獎勵墾荒、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等措施，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結果亡了國。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較為原始和落後的。廣大群眾在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和壓迫之外，還要受到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一時期貴族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時，曾想將帝國的賦稅以140萬兩銀幣包給商人劉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極力反對才算作罷。但此後當有人出價至220萬兩時，抵制不住誘惑的窩闊台終於包給了他。此後，每一個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剝削，強加賦稅，苛重的賦稅重擔又落到了每一個漢人的身上。

　　元統治者的暴政中「頗具特色」的是賦予「喇嘛」、「番僧」等無上的特權。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僧侶不僅享有法律特權，甚至還干預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為國師和帝師，由他掌管全國宗教事務及藏族地區政務，其法旨在西北地方（今西藏、青海一帶）與皇帝詔敕並行。元朝的許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師，帝師的弟子被封為國師、國公等，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元朝的寺廟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經濟實體，它們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其土地的主要來源之一是皇帝「賜田」。元朝法律嚴格保護僧侶財產所有權，許多寺廟有皇帝頒賜的「護持」詔書，僧尼憑此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正是享有這些特權，所以番僧們經常為所欲為，在許多地方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許多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50萬戶農民（約250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1308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他們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錢買東西，都是徑行奪取。元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後性和反動性，帶給廣大百姓經濟生活的困頓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壓抑進一步加劇。他們只有揭竿而起，反對暴政。這種抗爭從元朝建國開始直至最後，始終與蒙古人的統治相伴，至元朝末年達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統治的不足百年裡，各種反抗鬥爭不絕史書，據記載，江南地區就有200餘起。隨著蒙古貴族統治的延續，賦稅和徭役雙重剝削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人禍加於天災，毫無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舉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這一年，在戰火和災害雙重襲擊下的山東、河北地區，就發生了300余起農民反抗事件。1345年，黃河又在今河南開封東北四十公里處決口，大部分的村莊、田地和農民被水淹沒。數十萬饑民湧向街頭，迅速演變成為反抗元朝統治者的有生力量。與此的元朝最高統治階層依然只顧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更趨慘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間，元朝先後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甯宗至元順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見皇權爭奪之激烈程度。

　　元朝統治者的驕奢侈靡在後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對貴族大臣們肆意賞賜，金銀鈔幣動輒數百萬以上，田地也愈千頃。如元順帝賜丞相伯顏土地，一次就達五千頃。在元朝統治者的「帶領」下，賣官買官，高下有價。賄賂公行，蔚然成風。各級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貪污勒索，如有撒花錢、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敗，無一複加。各種矛盾彙集在一起，註定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直接敲響元帝國滅亡喪鐘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復黃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黃河年久失修，經常決口氾濫，元政府徵發北方13路民夫15萬人治理黃河，派遣2萬軍隊監工。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等人乘機進行宣傳鼓動，發動服役的民夫，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他們提出「複宋」口號，並發佈檄文，抨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公平現象，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不幸消息洩露，官府派兵搜捕，韓山童被俘犧牲。劉福通率領部眾，苦戰突圍，於五月攻佔穎州（今安徽阜陽），正式點燃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烈火。各地農民紛起回應，很快就湧現出無數支起義隊伍。其中，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因頭裹紅巾，被稱為「紅軍」、「紅巾軍」，以劉福通為首的一支稱為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淮一帶；以徐壽輝、彭瑩玉為首的一支稱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漢一帶。另有不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主要有起兵于慶元（今浙江寧波）的方國珍起義軍和起兵于高郵（今屬江蘇）的張士誠起義軍。這些起義軍各自為戰而又相互呼應，共同對元朝的腐朽統治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1352年，徐壽輝軍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與此同時，徐州的起義軍也佔領了徐州及周圍地區，切斷了元朝賴以南北聯繫的交通主動脈。起義軍的勝利使元廷極為震驚，遂派大將脫脫率大軍南下，向起義軍發動全面反撲。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連連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劉福通部活動的區域也越來越小。各路義軍的鬥爭轉入低潮。然而，此時的元順帝聽信讒言，罷免了脫脫的軍事指揮權，元軍軍心渙散。另一起義軍將領張士誠趁勢奪取淮東地區，進而渡過長江，佔領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義軍也借機，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攻佔集慶等地，佔領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遭受重創，其軍事優勢逐步喪失。1353年2月，劉福通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建都亳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一時之間，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此後，劉福通為擴大戰果、分散元軍對大宋政權的壓力，遣軍三路北伐。1358年，劉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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