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58)_王紀卿

春秋三十三，壯飛人世間（1）

　　在左宗棠離世到光緒維新變法前夕這十多年時間裡，湖南人暫時沉默了。他們在重新積蓄力量。如果說湘軍南征北戰造就了湖南的軍事人才，那麼湘軍後代的東渡日本，則造就了中國舊民主革命史上的政治人才。稍後，在赴法勤工儉學的運動中，又是湖南人領先，赴法留學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就了棟樑之材。

　　甲午戰爭後，湖南一改閉塞守舊的面貌，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個省」。

　　湖南的朝氣來源於維新思想。湖南人好衝動，好為天下先，先是自創地方軍隊，接著掀起留學日本的高潮，然後積極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維新變法。湖南有朝氣，是因為那些從外地來的官員，在湖南推行「新政」。湖南巡撫陳寶箴是江西人，學政江標是江蘇吳縣人，而長寶鹽道兼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是廣東人，擔任過駐日使館參贊和駐三藩市總領事，回國後鼎力推行新政。

　　這些來自外省的官員帶來了新的見識，又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這種相互的作用，使湖南洋溢著革新意識，成為維新變法的大本營。

　　湖南人譚嗣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接受了維新變法的新思想。

　　譚嗣同生於1865年，卒於1898年，只活了短短三十三個春秋，卻成為不朽的英烈。他是湖南人追求真理不怕丟腦袋的一個最有力的例證。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字複生，號壯飛。父親譚繼洵是清朝的大官，做到了湖北巡撫。譚嗣同少年時博覽群書，俠肝義膽，喜讀詞章，思想敏銳。青年時期被父親逼著參加了六次南北省試，但他厭惡科舉八股，屢考不中。他目睹清王朝統治腐敗，更想奮發有為，立志救國救民，給自己取了「壯飛」的名號。

　　譚嗣同在結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喪權失地，國民群情憤慨。譚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於國家的富強，決心投身于維新變法。他氣憤地斥責湘軍的虛驕，非常敬仰康有為公車上書。他棄商捐銀，和唐才常等人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撰文主張變法，首開湖南維新的風氣。他于1896年北遊訪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然科學發生興趣。他遍交維新志士，結識了梁啟超，並通過後者進一步洞悉了康有為的維新思想觀點。

　　 1896年到1897年，父親花錢為他捐了個候補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經常去上海與梁啟超討論學問，研究變法理論。他還潛心讀書，與楊文會研討佛學，寫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學》。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傾向變法維新，放手讓譚嗣同整治學風，培養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譚嗣同與唐才常等人辦起了時務學堂，唐才常任教習，譚嗣同親自講課，使時務學堂成為湖南維新變法的主要陣地。他又創辦南學會，引進圖書儀器，將學會推廣到全省各地。他創辦的《湘報》，「開風氣，拓見聞」，積極宣傳科學，為湖南思想界引進了大量新鮮空氣。譚嗣同在南學會經常演說。他的講演氣勢磅礴，觀點新穎，語言鏗鏘犀利，道理清晰明確，深受聽眾歡迎。他還宣導開礦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佈變法。譚嗣同奉召進京，參與新政。

　　啟程前，唐才常為他餞行，兩人分析了局勢，估計到變法維新的路上佈滿荊棘，前途並不樂觀。他對愛妻李閏說：此次赴京，吉凶未蔔，要「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嘉無悲，所其自然」。

　　他已將榮華富貴生死存亡置之度外，決心為變法圖存，為國家昌盛貢獻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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