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23)_田川

哥哥走了

　　當時江浙一帶還是蔣介石直接控制，金華的生活在各方面也還算繁榮。我家鄉的村子一直就比較富裕，因為先輩們在村子的東、北、西三面挖了一條溝，成了蓄水池，村子就好像一片荷葉浮在水面上，旱澇不怕。我家世世代代在這裡，由一個布衣變成富裕的農民，到我父親的時候是最高峰，有三四十畝田、三個魚塘。我們那裡的樹叫烏桕樹，我家種了七八十棵。我父親那時，蓋了新房子，生了五個子女。哥哥最大，我最小，中間三個姐姐。家裡的名字都是很土的啦，叫金土、桂妹、雲鳳、飛鳳；我小的時候叫順金，我哥哥一個「金」字我也要一個「金」字。到學校裡就改了名字，哥哥叫項俊文，大姐項秀英，二姐項秀華，三姐項秀娟，我叫項秀文，「文」是跟哥哥一樣，「秀」是跟姐姐一樣。

　　我父親當時思想比較進步，在村裡破廟辦學，後來又搞了一個中式學堂，自己擔任董事長。所以我家雖說是農民家庭，但是五個子女都上學學習。到了哥哥該念初中的時候，我父親突然病故，家裡沒有了生活依靠，只有田地了，但我媽媽還是堅持「賣田賣地也要給金土念書」。我哥哥當時念金華中學，叫金七中，省立第七中學。父親死後沒幾年，母親又突然病故，家裡的田也賣得差不多了，哥哥讀完初二不得不輟學回家，挑起了養家的責任，他十八歲，下面的弟妹分別只有十五歲、十二歲、九歲，我最小，只有六歲。父母雙亡，長兄為父，他挑起全家的擔子。

　　哥哥十幾歲就撫養我們兄弟姐妹。那時候，哥哥就是我們的保護人，記得是1938年，他說他要北上抗日了，要離開家鄉離開我們了。那年我才十歲，太小了，根本沒想到自己就這樣失去了最依賴的大哥。他這一走就是六十年，整整六十年啊，我們失去了任何聯繫，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健在。家裡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等啊等啊，始終沒有任何音訊。

　　1992年我二姐病危，去世前一天晚上，她拉著我的手說：「我又夢見金土哥哥了，我喊他，但他好像始終沒有聽到，頭也不回朝前走……你一定要把哥哥的下落打聽到……」說的時候滿眼都是眼淚。我聽了，心裡很難過，這麼多年了，我們都沒有辦法忘記哥哥，姐姐到死都還不瞑目。可是哥哥為什麼就能這麼狠心呢，在弟弟妹妹都還沒成年成家的時候就離我們而去，這麼多年一點消息都沒有。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離開家那天的場景。

　　那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在貧兒院上學。他到貧兒院跟我告別，說要北上參加抗日軍隊了。我說我要跟你去，我已經十歲了。他說：「你還小，那邊要急行軍，要吃小米、穿草鞋，你吃不消的。我到那邊安頓好以後，你大一點了，我再來找你。」我一直記著他說的這句話，天天等哥哥回來接我。等我回到家裡的時候，發現家裡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隻小黃狗，是我和哥哥從小帶大的。那天它也不知怎麼的，身上一大片毛被開水燙掉了，家裡已經沒人了嘛，我自己抱著小狗哭了一場。然後就給哥哥寫信，希望他能早點回家接我。我五歲以後就是哥哥帶大的，他最關心我了，在勞動之餘講故事給我聽，背著我到畦溝去游泳，常教我唱反法西斯的歌，有一首是悼念國際反法西斯犧牲戰士的，旋律很好聽，那時的青年都會唱，叫《紅河谷》：「西班牙有個山谷叫雅拉瑪，人們都在懷念他，多少個勇士倒在山下，雅拉瑪開遍鮮花。」記得很深，永遠也忘不了。

　　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就把生活書店的八路軍打勝仗的書帶回來給我看了。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哥哥在離開家的時候，還是做了很多準備的。1937年的冬天，那時我大姐已經出嫁，二姐還沒到結婚年齡，哥哥把她介紹給了好友嚴金明，讓他們結婚，又把我三姐送給人家當童養媳。我呢，就隨同二姐夫到了貧兒院。因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了嘛，他決心北上抗日，可是沒有錢，就把家裡的房子典賣了一百塊錢，作為去延安的路費。

　　1933年，我讀金華中學高二，認識了項俊文。俊文乳名叫金土，他愛好文學，喜歡讀魯迅、葉聖陶的作品。俊文對魯迅先生非常崇拜，魯迅在世最後一年，俊文曾赴上海「補習」數月，主要是去接觸和瞭解「左聯」進步作家和革命文藝。後來因為父母雙亡，交不起學費輟學了。當年他十八歲，下面有四個弟妹，最大的不過十五歲。父母雙亡，長兄為父，他挑起全家的擔子，先種田，又在本鄉和義烏的小學教書，後來在縣裡找了一個土地測繪員的工作。就這樣他養家養了五年，一直到了抗戰爆發。他曾經向黨組織提出入黨要求，當時的支委評價他「熱情有餘，經驗不足」，要求他留在黨外繼續接受考驗。

　　1938年的時候，他告訴我想去延安「抗大」，那裡又可抗日又可讀書，他的意志已經非常堅決。他走的那天是從貧兒院走的，我送他送了好幾裡路，一路上俊文把自己的想法、心情全都詳細告訴了我，我很理解他的心情。那時候的青年都有一股保家衛國的熱情。俊文的性格很開朗、很熱情，好像一團火一樣。他當時的舉動，就是破釜沉舟啊，連家都不要了，一心要抗日。所以古人講：「自古忠孝難兩全，覆巢之下無完卵。」俊文平時很喜歡跟我提漢代的霍去病：「匈奴不滅，何以為家？」他最終也成了這樣的人。

　　其實哥哥剛走的時候也來過幾封信，是寫給二姐夫的。但在信的後面呢，還要加兩句話，是寫給我的，他叫我的小名，說你要多讀課外書；希望你不斷進步，一日千里。還囑咐我的姐姐不要讓我一個人過馬路，千萬要牽著我。因為我們這個鎮裡橫著一條馬路，經常有小孩子碰死的。所以他那時候還是經常牽掛我們的，三個小孩在家裡他非常不放心。當時通信非常困難，而且像他這種去參加抗日的人給家裡寫信，都是秘密的。我記得有一次剛收到他的信的時候什麼也看不到，只是一張信紙，但用碘酒一浸就看出來了。有的就是用牛奶寫的，有是用肥皂寫的。可是後來他的信漸漸就少了，以後就完全沒了音訊。

　　之後我就跟著貧兒院、保育院逃難，背著包袱、背著自己的米跟著大家跑。有一段時間感覺很恐懼，就是細菌戰。日本飛機拋炸彈以後，炸彈裡面帶著細菌，兒童的抵抗力差，所以最先傳開細菌。傳開以後，小孩子一擔一擔地被挑出去。

　　旁白：從1940年9月18日開始，日軍一六四四部隊和七三一部隊在浙江進行了多次霍亂菌、傷寒菌、鼠疫菌攻擊。在受到攻擊的寧波、衢州和金華地區很快發生了大規模的鼠疫流行。1942年7月，駐哈爾濱的七三一部隊派遣隊與駐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隊隊員匯合，破壞從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贛鐵路沿線的城市和機場，同時散播傳染病，使中國無法再建機場。

　　哥哥到了武漢，很快給家裡來信，簡單地說已到了武漢，告訴了當時的地址。那時他已經署名為「雷雨」。到達延安以後，他又改名叫「雷華」，可惜這兩封信都在戰亂中遺失了。

　　後來我在北京找到了哥哥在延安時期的戰友，她叫範謹，她說對雷華的印象還非常深。從她口中，我們才知道哥哥離開延安後去了晉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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