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33)_田川

船艙金庫（1）

　　1941年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取消了新四軍的番號，不承認我們這個部隊了，停發軍餉了。那時中央已經有指示，加強經濟工作，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我們要自力更生，自己建立銀行，發行鈔票。我們軍部就討論執行中央的指示，成立了江淮銀行，並且發行了鈔票。

　　旁白：1941年，對於新四軍來說，是一個最為嚴酷的時期。這年，日軍和偽軍同時加強了對蘇中的掃蕩和清鄉。蘇中的偽軍從1941年初的三千人劇增到了年底的三萬三千人，而日軍據點也從十二處增加到了五十四處。代軍長陳毅提出了「叫花子打狗還得手拿棍子背靠牆」，劉少奇則解釋為：「打日寇不但要有槍，而且要有家，這個家就是根據地，要建立民主政權。」蘇中地區不僅建立了抗日根據地，而且開始獨立發展生產，發行貨幣。這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抗幣。

　　當時我們沒有任何發行鈔票的經驗啊，那麼鈔票是怎麼搞起來的呢？說起來話就長了，經過了好多好多次的實驗。先找一個小學教師來搞，用稻草實驗，可是弄出來的東西都是發黃的，開始的紙張也非常粗糙。後來去購買專門的紙張，但是光有紙沒有用，還要有機械設備，就是印鈔設備，還要有油墨相配套。那麼只好派人到上海去買。我還記得當時印鈔廠是吳福海組織搞起來的，他個子很高，長得很魁梧，穿一雙從日本人那裡繳來的皮統靴，走起路來咯噔咯噔，挺有氣派，我印象很深。他早年在上海指揮過工人運動，對上海很熟悉，朋友很多。所以他去上海不僅是購買機器，同時還去物色人，動員了一些人到解放區來幫忙搞印鈔。

　　旁白：吳福海當時在保衛科工作，他親自到上海籌辦印鈔機器、製版器材以及招聘技術人員。印鈔廠所需的主要設備及重要原材料都由上海的柳浦慶以「華東照相製版印刷公司」老闆的身份在上海採購籌辦齊全後，通過上海地下黨組織運往根據地。但是由於敵人不斷對根據地進行「掃蕩」、「清剿」，廣大軍民投入了艱苦的反「掃蕩」、反「清剿」鬥爭。1942年，根據地取得了反「掃蕩」的重大勝利，印鈔廠終於正式印鈔。首批印出的江淮銀行鈔票是新四軍的首張凹印票，它的紙張是正宗的印鈔紙，耐磨、挺括，版子是銅版、全部圖案以點線組合，精巧而複雜，版紋深，油層厚，凹凸感覺明顯，足可與上海印製的法幣品質一比高下。

　　比如說有一個歸國華僑叫林天國。他祖籍是福建人，出身很貧困，十四歲就跟著親屬一起到馬來西亞去打工，後來他加入了馬來西亞共產黨，在馬來西亞搞工人運動時被捕了，他輾轉到了上海。後來成了我們印鈔廠材料科長，專門跑蘇北到上海這條線的採購。

　　皖南事變以後，劉少奇同志又找了我們家老頭（管文蔚，下同。——編者注）

　　談話。告訴他建立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工作的千頭萬緒中，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財經工作，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體制。因為國民黨不會給我們一支槍、一顆子彈、一文錢、一粒糧食，而且還整天算計如何消滅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自己製造武器、發行鈔票、自己收稅。其實我們家老頭也是「半路出家」的。以前雖然搞過一些稅收工作，但對於根據地的財經政策怎麼弄，他也感到很茫然。這時候，陳毅給他推薦了一個專家，這個人叫朱毅，是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財政經濟部的部長，曾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有著豐富的根據地財政工作經驗。這樣呢，他們就一起把工作承擔起來了，還做得蠻好的。我們家老頭（管文蔚）就是說他的工作就是一條：「讓所有的戰士有飯吃，有衣穿，同敵人打仗之時沒有後顧之憂。」所以，當時的蘇中根據地是相對富足的，我們冬天每人有一套新棉衣，夏天每人發兩套細布軍裝。除此之外，還能自己生產火柴、蠟燭、肥皂等日用品。

　　我們部隊開始時錢不多，後來因為商人交的稅要集中，不是哪個地方收了，就哪個地方用，錢漸漸多起來了，而且部隊自己能造鈔票了，就得有專門存放鈔票的地方。

　　旁白：蘇中根據地的財政收入主要是徵收公糧田賦和工商業稅收。1941年，蘇中的稅收多達一千五百八十七萬元。從1942年起，徵收公糧採取並征賦征糧的辦法，實行累進稅制，規定了起征點和免征額。各類稅率確定合理，且只須完一次稅，商人一般都樂意按章繳稅。據1942年統計，全區僅夏收一季就徵收了公糧五萬三千六百擔，代金七十九萬六千五百元。蘇中根據地的稅收及征糧總額，歷年都居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之首。

　　錢多了就得讓部隊保護，而部隊又要打仗，只能把錢弄到船上，派專人去船上看守。同時，日本人又經常來掃蕩，我們在鄉下就待不下去了，就想到船上去。那時具體有多少錢我記不清了，反正鋪滿了整個船艙。

　　鈔票多了，不可能全部挑啊。但錢也不可能沒有固定的地方，那就送到船上去，我們有海防團，就把錢、糧票，還有貴重的物資都往那裡送。當時金庫好多人，調誰去船上呢？組織上考慮了很久，因為要選最可靠的人去。當時像我們很多女孩子，都是從上海來的。腦子裡還有很多浪漫主義的思想，覺得茫茫大海怎麼好，都爭著要去。可是真正讓她到海上去，就不一定安心了。而王真同志純潔啊，她非常安心。她是一個193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我們當時都叫她大姐。組織上就覺得王真最合適了。

　　王真老老實實，非常聽話，不提意見，叫她到哪兒就到哪兒。越是吃苦越是為黨做貢獻，越是為抗日做貢獻。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品德非常好，她在船上的時間就長了，待了好幾年，一直是她管的。船挺大的，那是我們在東台租的一艘大漁船。東台那一帶的漁船很多很多，每年到春季打了黃花魚到上海去賣。我們就把鈔票擺到船上去。船是長期租用的，船老大出海也沒有任務，也不去打漁，對我們都是忠心耿耿的，都是很可靠的船民。還成立了一個海防團，專門保護這些船。

　　船有二三十米寬，挺大的，吃喝等所有的生活都在船上。這個船裡頭有好幾個艙，錢放在人住的地方，男同志、女同志都分開艙的。有一個艙是專門盛水的，盛淡水，一個艙就是放點糧食，各種素菜這些東西。船上有一個挺大的平板，就是這個蓋在錢上頭的平板。

　　我們當時覺得在茫茫的大海上，能夠看到日出日落挺高興的，都非常羡慕王真能夠去船上看錢。後來我們去船上送錢，發現船上的生活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到了船上簡直受不了。那個浪頭那麼大，暈頭轉向，躺下來站不起來，根本站不穩。胃裡的東西都吐光了，連黃水都吐光了，哪還想吃什麼東西？船上的船工、船老大笑話我們，他們叫我「兔子」，就是「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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