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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出群:坎坷宦途在南唐(1)



   吳睿帝順義六年(926年)七月,韓熙載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吳國的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為了獲得吳國的接納,他首先向吳睿帝楊溥上了一個《行止狀》,類似於投名狀,即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投吳原因以及平生志願等情況,使對方對自己有一個初步的瞭解。這篇《行止狀》至今尚存,《江表志》一書全文收錄,後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寫得文采斐然,氣勢恢宏。雖然是請求對方能夠接納自己的行狀,卻絲毫沒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顯得氣勢如虹,暢述平生之志。
   文章開頭用簡短的文字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然後筆鋒一轉,便說「某聞釣巨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意在說明帝王選賢用能的重要性,然後便開始介紹自己的才學,「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裡,甯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於邳垠,方酣勇戰」。說自己從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兒童,不貪玩耍,勵志讀書習武,胸藏文韜武略,「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還說自己能「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勁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群。」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韓熙載在青年時確有傲視天下之才,胸懷遠大的抱負,然而卻也極易招致非議,被視為狂妄不羈之徒。

   當時在吳國掌握實際大權的是徐知誥,也就是後來的南唐烈祖李昪,韓熙載想要得到重用,必須要首先得到他的賞識。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說韓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徐鉉所撰的《韓熙載墓志銘》說他「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當時中原之士南遷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獨韓熙載沒有被重用,先後充任滁、和、常三州從事,可能跟他給人留下的這種印象有關。好在韓熙載並不以為意,怡然自得,正好遊山玩水,吟風弄月。

   十年以後,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禪代,正式建國稱帝,才把韓熙載從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書郎之職,掌太子東宮文翰。秘書郎,從六品上,其本職工作是掌管國家圖籍的課寫之事,但韓熙載卻被派到太子東宮,可見李昪對他仍然心懷疑慮。從李昪對韓熙載所說的一番話中,也可以看出這個意思,他說:「卿雖然早登科場,但卻未經世事,所以命你任職於州縣,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飭,輔佐我兒。」

   不過韓熙載卻不這樣認為,後來在李璟即位後,他曾對人說:「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為我是幕客之後。」韓熙載的父親是觀察支使,屬於幕職官系列。韓熙載的言下之意是說因為自己門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見他並沒有認識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於社會下層,如何會以門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齊丘等許多人,均屬於門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麼會獨獨對韓熙載另持一套標準?李昪生活簡樸,處事謹慎,不喜張揚,而韓熙載卻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節,自然難以獲得李昪的賞識。可見無論多聰明的人,認識別人容易,真正瞭解自己反倒很難。

   正因為如此,韓熙載對自己的此次升職,並沒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稱謝。他每日在東宮與太子李璟談天說地,論文作詩,日子過得倒也安逸。韓熙載在東宮一待就是七年,與太子的長期相處,使李璟對韓熙載的才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這對韓熙載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駕崩,太子李璟即位。因為韓熙載是東宮舊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為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員外郎雖然仍是六品的官職,但畢竟是尚書省郎官,在唐五代屬於清選之官,升遷的前途較好;唐五代時規定,五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緋(紅)袍,韓熙載是六品的官員,按規定不能服緋,所以李璟特意賜緋,這樣他就可以與五品官一樣穿緋袍了。又因為先主新喪、新帝即位,禮儀繁多,所以李璟又給韓熙載加了太常博士之職。這個官職掌五禮,擬諡號,是國家在禮儀方面的學術權威,可見李璟對韓熙載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韓熙載除了談論詩文外,從不過問政事,出於報答李璟的緣故,此時的韓熙載無所隱晦,盡展平生之學,凡應當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積極的姿態參預其中。

   按照中國古代禮制,凡皇帝死後,都必須給其擬定一個廟號。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後裔自居,於是有人認為李昪在唐昭宗之後,其廟號應稱「宗」,韓熙載與司門郎中蕭儼、給事中江文蔚等,均認為李昪乃是中興之君,應當稱為「祖」,於是遂確定李昪廟號為「烈祖」。在這件事上韓熙載的作為甚得中主李璟的歡心。但是韓熙載並不是善於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滿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號為保大。韓熙載認為按照禮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還說什麼「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李璟以詔書已頒,不便改動為由,拒絕了韓熙載的建議。雖然韓熙載此舉沒有得到李璟的贊同,但由於李璟是一個寬厚的人,並不影響他對韓熙載的信任。在這個期間,韓熙載對吉凶儀禮不當者十數事,一一進行了糾正,盡到了太常博士的職責。對於韓熙載的這些表現,李璟看在眼裡,遂令韓熙載以本官權知制誥,對他委以更重的職責。

   按照唐五代時期的制度,置中書舍人六員,以其中一員掌管起草詔敕的工作,稱為知制誥;如果以其他官員掌管這項工作,則稱兼知制誥,或權知制誥。韓熙載能任此職,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對他的信任外,同時也極大地加重了他的權力。韓熙載所起草的詔誥,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風,甚得輿論的好評。韓熙載畢竟是書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盡心為國,全然不知如何保護自己。他任知制誥以來,感中主知遇之恩,對於朝中大事,或駁正失禮之處,或指摘批評弊端,章疏連連不斷,引起朝中權要的極大忌恨與不滿,尤其是宋齊丘、馮延巳的不滿,從而使其日後的仕途充滿了坎坷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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