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潰(170)_都梁

一七〇

　　戰後一些軍事評論家認為，史迪威中將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是難以勝任的，他缺乏作為軍事統帥的大戰略胸懷和運籌手段，以他的能力，只能指揮一個集團軍。

　　史迪威掌控著一切美援物資，以及中國軍隊的戰略預備隊兵力。但由於他缺乏大戰略眼光，對廣袤的中國戰區軍事態勢視而不見，卻只把眼光放在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上。當然，史迪威對反攻緬甸也有自己的考慮，他急於想擊潰緬甸方向的日軍主力，重新奪回滇緬公路。一旦公路打通，大批美援物資就可以從仰光港直接走陸路運往昆明，這樣即可大大緩解「駝峰」航線的壓力。

　　史迪威的想法當然沒錯，但問題是，他忽略了一個大前提，如果他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反攻緬甸的作戰計劃，大批美援物資也沿著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昆明，可如果這時日軍已集中全部力量殲滅了華北、華中與華南的中國軍隊主力，甚至兵鋒直指重慶，國民政府被迫流亡國外，那麼這些美援物資又給誰用呢？何謂大戰略？就是要站在全域的角度上通盤考慮，而不是把眼光僅放在一地一域的爭奪上，丟了西瓜，撿了芝麻。

　　重慶軍委會的一些高級將領甚至產生了更為偏激的猜測，他們認為史迪威可能有著更陰暗的心理，他希望蔣介石的軍隊在本土作戰中被打得一敗塗地，這樣他才能有全面接收中國軍隊作戰指揮權的藉口。因此史迪威故意忽略日軍集結的情報，不斷向華盛頓報告蔣介石根本無法作戰，日軍在中國戰區實際並沒有威脅。

　　對於這種猜測，蔡繼剛和一部分將領堅決不認可。蔡繼剛認為，史迪威在戰略上的判斷失誤是能力及性格問題，絕不可能是人品問題，提出這種猜測的人，恰恰反映了他們自己的心理陰暗。

　　眼下蔣介石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各方面的壓力使他瀕臨崩潰狀態。就在豫中會戰最緊張時，蔣介石打算抽調裝備精良的遠征軍回來參戰，但遭到史迪威的拒絕，而且在羅斯福總統親自介入的壓力下，蔣介石於4月25日被迫下令遠征軍由雲南出動，渡過怒江，參與緬北作戰。這時的日軍剛剛攻陷鄭州，開始突破中國軍隊在河南的防線，痛心疾首的蔣介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河南戰場軍事態勢的惡化，手中卻無兵可調。

　　歷史的經驗證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盟與合作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國家利益卻是永恆的。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幾乎所有國家都把「國家利益至上」作為至高無上的法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美國《租借法案》物資的分配上，英聯邦國家約占60%，調整後約占58%。在這部分物資中，英國占了大頭，約45%，調整後約40%。蘇聯約占22%，調整後包括英聯邦國家轉交的物資約占總比例的32%。自由法國、中國，包括東南亞國家抵抗力量總共加起來，分到的物資不到總額的10%。《租借法案》物資總價值達五百億美元，參加分配的國家共有38個，至於中國戰區，從1941年5月6日起到1945年9月3日止，得到的援助總額僅有8.45億美元，還不到物資總額的1.7%。

　　1944年夏天，在盟國軍事決策者的眼中，歐洲戰區第一，太平洋戰區第二，中印緬戰區第三，而名列第三的中印緬戰區中，中國戰場則等而下之。

　　此時廣袤的中國戰場，從最北端的北緯53度線，到南端海南島三亞的北緯18度線，到處燃燒著戰火，中日兩國的數百萬兵力正在廝殺，成千上萬的城市和村鎮在毀滅，上千萬的軍人和平民在死亡，這區區8.45億美元的援助物資實在是杯水車薪。就這點可憐的美式裝備，還在史迪威的堅持下，90%用於裝備遠征軍和駐印軍，因為盟國的軍事決策者們認為，英國在緬甸與印度的利益更為重要。

　　豫中會戰之後，中美軍隊高層之間開始了一場推諉責任的內部大爭論。史迪威堅持認為，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極為低下，高層軍官貪污腐化，廣大士兵更無心戀戰，以上原因導致了河南戰役的大潰敗，其責任完全應由蔣介石來承擔。史迪威建議，只有讓他完全接掌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才能在中國戰區擊敗日軍，而其他任何對於戰場的補救與支持措施，根本無濟於事。

　　史迪威的指責當然不算錯，但他卻完全不提自己情報判斷嚴重失誤，導致中國戰區沒有預先作好準備，以及在作戰期間整個後勤支持一塌糊塗、空中掩護嚴重不足等責任。

　　事實上，以中日雙方當時在中原的兵力部署和作戰準備而言，中國軍隊無論由誰去指揮，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面對日軍強大的立體攻勢，中國軍隊若是不退，便只有遭到全殲，沒有第二種可能。令人遺憾的是，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中將，似乎沒有自我反省的習慣，也不準備承擔任何責任。

　　這邊架還沒有吵完，華中的日軍戰略集團又開始了大動作。雄心勃勃的橫山勇沒給中國軍隊留出喘息時間，他太明白「兵貴神速」這條鐵一般的戰爭法則了。

　　多災多難、苦苦掙扎的中國；篳路藍縷、屢敗屢戰的中國軍隊；內外交困、焦頭爛額的蔣委員長……

　　這一切構成一幅豫湘桂大血戰、大崩潰的大背景畫卷。

　　方先覺、蔡繼剛等人正在火車站與衡陽市市長趙君邁商談疏散市民的事。

　　趙君邁市長與蔡繼剛是老熟人，他們同在財政部稅警總團服役過。趙君邁出身名門，他的堂兄是湖南軍界耆宿趙恒惕，他本人也是留美學生出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土木工程系1926年的畢業生。不熟悉趙君邁的人都以為他是個文人，因為他永遠西服筆挺，領帶系得十分規範，髮型梳理得一絲不苟。

　　其實趙君邁也是個軍人，他回國後擔任過浙江省教導團團長、財政部稅警總團第一團團長、緝私總隊總隊長、國軍第四師第三旅旅長等職務，還率部參加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也是個久經沙場的老兵了，若不是趙君邁後來脫離軍界，走了從政之路，這會兒也該是個中將軍長的級別。蔡繼剛在稅警總團任上尉連長時就與趙君邁相識，只不過當時兩人地位有些懸殊，一個是上校團長，一個是上尉連長。

　　趙君邁是個雄心勃勃的人，他到任衡陽市長後，便苦心經營新衡陽的建設，他要抓緊時間多搞出些政績，於是沒日沒夜操勞起來，戰前衡陽的繁榮就是在趙君邁的運作之下完成的。1944年4月，衡陽國民黨市黨部大樓剛剛落成剪綵，湘江鐵路公路大橋又舉行了開通典禮，衡陽市的主要幹道鋪設了柏油馬路，為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軍官和飛行員們提供服務的包括舞廳、餐廳、酒吧的俱樂部也已竣工，趙市長甚至親自指導服務員們學習美國式的服務招待……

　　現在的趙君邁是市長，而不是將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顧不上關注戰事的發展，一心一意要在自己任期內完成建設新衡陽的創舉。當日軍主力繞過長沙，奪取株洲，直逼衡陽時，始料不及的趙市長真有些焦頭爛額了。大戰在即，衡陽原有的二十多萬市民加上先後進入的、鬼才知道多少人數的大批難民向哪裡疏散？鐵路、公路是否暢通？還有火車機車的集中和車皮的調度，無一不使趙市長焦慮萬分。守城的第10軍各級軍官們也不讓趙市長省心，城市外圍土方量巨大的反坦克壕和縱深防禦的地堡群等工事系統，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構築工事所需要的木材、麻包、鐵釘、挖掘工具等物資，事無巨細，也都需要市長去一一解決。

　　誰在這位子上，頭都會變大，即使是美國留學生，帶過兵、打過仗，文韜武略都有一些的趙市長也一樣，戰時的社會管理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問。

　　此時湘江東岸的火車東站已經被逃難的人群壅塞得水泄不通。長沙失守後，鐵路當局立刻將衡陽至韶關、衡陽至桂林的火車票價提高了4倍。即便如此，衡陽仍然是一票難求。車票黑市立刻應運而生，票販子們很自覺地將黑市票價翻成了戰前的10倍。鐵路官員們和票販子勾結在一起，大發國難財，而各級地方官員們也都在利用手中的特權，成車皮地把自己的財產優先運往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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