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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鬱風兄嫂要在香港開書畫展，我自告奮勇說要寫一篇文章。這可不是件開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鬱風畫的那幅德國風景之外，所謂「畫展」中的幾乎所有作品我都沒有看過；沒有看過而要介紹畫展，有如看過畫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評畫一樣無好下場，這事我是從來不幹的。我自己不上別人的當，也不拿當給別人上。
好朋友之字畫，用不著當著好朋友稱讚，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飯時面對著自己漂亮(假 定)老婆說：
「他媽的，你真漂亮，簡直像天仙!」非挨一頓臭駡不可!
無聊!愚蠢!
對老婆，要打心裡謝謝，如初戀般的永遠的愛慕。從年輕時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倆整體的一半。漂亮的眉梢邊的皺紋和霜染的鬢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鏡子。苦難到來，不管相距遠近，你倆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這裡，人生多值得歡歌啊!
夫妻間的關係像幽蘭，芳香、雋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燦爛。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熱鬧的蜂房，像寧靜的林中溪澗；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愛情的擴大。
時光倏忽，幾乎喝一聲「疾!」就過去大半輩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總嫌光陰不夠。一個人應該努力創造是一回事，當覺悟到應該馬上努力創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憤的是大夥兒的時光讓幾個混蛋浪費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搶地。
苗子和鬱風兄嫂這麼一對文雅、曠達的夫婦，能想像他們是從血海和無盡的災難中活過來的人嗎?對於悲苦、負義、屈辱……他們只是付之一笑。那麼灑脫，那麼視之等閒——進入死亡深淵而複從死亡深淵爬出，有如作一次風景綺麗的輕快旅遊而神采淡遠，真不可思議。
和苗子鬱風的交往已經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說說這些渺小的事情。幾十年巨大的歷史顛簸篩選中，小如螻蟻的「臭老九」們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動。
大約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時我不過是個本分、老實的二十出頭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過是廣垠的不時被浪濤翻來覆去捲動著的那一大片細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飄逸俊秀的苗子鬱風的毛筆信。信，充滿真誠，第一次的友誼有如最初的蜜，濃郁而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聽朋友傳說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倆感動；看到我的木刻，令他們欣賞(這點意思，至今我還懷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騷擾!我沒有這麼好吧)。他倆願意買我幾張自選的木刻作品，定個價錢給他們，他們從南京把畫款寄來。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聰明，做得比別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時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趙聰(趙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輩的畫家就更不用說了。只是覺得刻得認真而快樂。生活與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點報酬或經常收入，日子就會稍微鬆動些。
收到信，打心眼裡向這兩位久仰而未見過面的賞識者深表感謝，也為將要收到的這筆不小的進款而構思了許多美麗的後事。
錢好久不見寄來，「大旱之望雲霓兮!」於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厲害。信真誠得無可懷疑。翻看了幾十遍，懂得連寫信去催取也有失體統。
同住的西兄有意見了：
「這怎麼可能呢?這兩人聲譽很好，人家是財政部當官的，連印鈔票都由他管，在乎你這點錢，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這是風度。」西兄說。
「風度!哈!」我氣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個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賬」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熱心地一大清早帶我去找苗子和鬱風。
進了門，一條過道，右邊拐過來下兩級臺階的是客廳，掛了張大千、龐薰、葉淺予的畫吧!大沙發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張瑞芳。
四個人坐著傻等，也沒有什麼話說。客廳安靜之極，仿佛聽得見坐在對面的金山吃壞了什麼東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鬱風從過道左邊樓上下來了，穿著藍緞子的長睡衣。這大美人很神氣。我說明來意，鬱風說：
「……啊!我以為早寄給你了，對不住對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認真的廢話。時時冷場。又一齊喝那杯透心涼的茶……
錢拿到手，一大遝。該走了。鬱風忽然發現了我：
「呀!你是黃永玉，唉呀!我想起來了，對!我們寫了信給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們應該給你畫款!……英國文化委員會司高特，你和他夫婦很熟，還有賀德立，對!對!……」倒好像剛才付的錢是給煤鋪老闆的。換個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場。
於是又重新開始，高潮掀起，汽車聲響，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麼矮。對，袁世凱、拿破崙都矮，但他比後兩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為是匆忙的初見，加上他們跟金山夫婦有些什麼要談，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風、苗子都見了面，那時候個人的情感幾乎讓全國解放的大快樂淹沒了。此後是見過幾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黃茅、冰兄等人一起聚會。總是郁風、苗子請客，這是根據傳統印象的「硬敲」，可能大夥兒都天真地以為他倆席捲來一個國民黨的銀行。我那時急需一百元港幣，買一塊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見到他匆匆忙忙，總難以開口，最後，眼巴巴地望著油石跑了。他們夫婦倆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離開香港。
事物發展從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經過了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苗子郁風夫婦。有他們兩位朋友，我這一輩子的情感光彩之極。
我們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賞，沒有市俗的價值觀。有一本書，聽到個好曲子，一個有趣的笑話，一個壞人的消息，一個好運氣，一些好吃的東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畫了幅得意的畫，自以為稱心的詩，甚至是別人做的一幅好對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苗子鬱風，連忙地告訴他們；或是上他們那兒去；或是請他們到這兒來。
世人有沒有意識到，弱者也有誇耀之處?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會心的三兩句話，足以微笑地面對艱難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從文那麼溫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動盪高潮時在街上難得與我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跟我說了一句話：
「事情真的來了!要從容對付啊!唉!」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帶著七個月的黑蠻到了北京。鬱風那時候忙什麼呢?是不是跟華君武諸公在籌備成立美協?苗子在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當個什麼什麼……大概是這樣。
那時北京的老街道還沒有大動，連天安門廣場都還未擴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在施工。東單牌樓面對長安街有一條名叫西觀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邊正是許麟廬開的和平畫店。老許和他的畫店很吸引人。老許當時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畫的見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經過精選，售價也體察人意，他的畫店是個文化人喜歡的地方。往東再走百十來米，一個老舊的大門，門外以一根半斜著的電線大木柱為記，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餘載的「二流堂」的堂址、「總部」、「老巢」。苗子和鬱風就住在這裡。同住的還有盛家倫、吳祖光、新鳳霞、戴浩諸位。
這是一座紅磚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適於居住的大宅院。沖著大門、坐北朝南的屋子屬盛家倫；東側面一排房子屬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吳家房子靠北盡頭上臺階左拐，樓上住著戴浩；樓梯右側往北裡走住的就是苗子、鬱風。
房子原來是講究的。那些樓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賓木料做成，上過很好的漆。地板也講究過。只是，都完蛋了，滿是灰塵。
屋裡各家卻都收拾得清潔爽朗。我覺得苗子和鬱風可能狡猾狡猾的，他們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寬大的客廳起碼有六米高，牆根有壁爐，東邊有獨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樹和別的花木。郁風原是位設計大手筆，加上揀便宜買來的名貴明清家具陳設，又請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長排帶拐角的大沙發，不免使得進屋的客人肅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闖進了哪位有文化教養的帝王寢宮。
那時苗子的老媽媽還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見誰都當做自己的孩子，卻是滿口的廣東土話。她做的紅燒蹄、蠔豉髮菜燜豬肉令我至今難忘。
我那時已經二十九歲，快進三十的人了。常上黃家來的目的是看畫，看拓片，借書。當然也談天說地。我的談話引起大夥兒狂歡，苗子的談話卻使我靜穆。
我一生遇見的好人那麼多，卻總是難忘三個人。一個是福建仙游縣的陳嘯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葉靈鳳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這三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裡都讓人咒駡為不借書給人的「孤寒種」。相反，我卻在這三人的書齋、書庫裡為所欲為，看盡他們的藏書、藏畫，得益太多。他們對我慷慨而我對他們放肆，「邑有窮讀愧買書」啊!我這輩子不可能有他們這種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氣，想起抄家的好書好畫冊沒有退還，老是大方不起來。這些狠心人哪知我們得一本好書不易。
有一個鬧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問題。他是當了「右派」之後才搬的芳嘉園呢，還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園?總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東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頭談判?因為三個人的脾氣、思維方式都不同，記得起細節的話，寫下來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園也是原先講究而後來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難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長安街拓寬之後，西觀音寺沒有了，和平畫店沒有了。恰好，盛家倫住過而動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還在，紅的磚，很容易認出來。
我前後的兩個住處離芳嘉園都很近。原來住大雅寶胡同，後來住罐兒胡同，都是幾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來。
芳嘉園時代是很遠的，它度過了反「右」運動，苗子東北勞改幾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鬱風坐牢幾年，然後兩夫婦出獄。住團結湖北裡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勞改去了，鬱風捏著苗子從東北寄來的第一張明信片樂呵呵地朗誦：
「『……穿過森林，翻過了嶺，啊!好一片北國風光!』你看，你看，他還有這個雅興!還『北國風光……』」接著就像往常一樣地大笑起來，並且把明信片交給我，要我也照樣朗誦一次，接著也是笑個不止。
我家鄉有句諺語：「叫化子困『淩溝板』(冰塊)唱雪花飄飄——苦中作樂。」這兩口子實際上已經身臨絕境。一個充滿詩意在東北勞動；一個苦守寒窯得來信卻大為欣賞而大樂。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園看郁風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聲「東北很苦」。其實也用不著說，鬱風知道。她生來就是個「開朗種子」，我瞭解，要哭，她會一個人躲起來大哭一場。現在她是家中的主帥，一哭一亂，陣腳就穩不住。而大哭一場的地方當時確實不好找，哪兒都是人來人往。
我那時也曾哭過一次，忍不住的熱淚滂沱，頭埋在被子裡。那是讀到巴爾蒙特的詩句：
為了太陽，
我才來到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個!
多少年後苗子回來了。我大雅寶的屋子黑，他走進來我真以為闖進一個討飯的。認准是他，喜從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陣說不出話……
天啦!謝謝您了!「絕塞生還吳季子」!(不久，我準備木刻水滸人物的計劃。苗子給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讀書卡片借給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從一九六年開始刻二百幅木刻，兩年完成的計劃，可惜一幅也沒有做出來。連兩千多張卡片也丟了。那時四十歲，力氣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開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時候讓我刻出來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離別，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於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時我裝病說上醫院掛號，有時乾脆開了半月假條待在家裡，有時我想念苗子鬱風，就上芳嘉園。他們是剩下不多的，用不著事先設防，不出賣人，講點真心話的朋友。
見面不會雀躍，但總是打心裡歡喜。有時話多，有時和往常一樣談個不休；有時呢，他聽到一個與我有關的壞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趕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樣呢?還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樣地不自在。遇到這種情況總要好幾天才緩得過來。
記得一次是給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壺，並且還得意地用葡萄藤彎了根大提梁。一次是興沖沖地買了一條几斤重的活魚……
進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搖搖手，輕聲告訴我：
「他們兩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張媽媽那裡!」張媽媽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兩人好成那個樣子，連坐牢都要結伴。」
又是個七年。
我聽說苗子回來了，去找他，他高臥在床。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噫唏!
自從那天到現在，從沒聽苗子說過那七年是如何過來的。
鬱風呢?倒是很有兩下。初到的犯人按規矩是要吃一點老犯人的下馬威的。鬱風不明事理，她不買帳，居然選了個「制高點」給了那傢伙幾下狠的。鬱風，真有你的，你哪兒練的?沒想到還有這兩手!
從此天下太平。
這都是事後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時我也不自在。每天從火車站邊罐兒胡同步行到學校大約三裡地。我貪婪地享受大清早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經是秋天了，天這麼藍，長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楊樹下滿是落葉，金黃、焦脆，一步步發著寥落的響聲。經過「二流堂」舊址時總要放慢腳步，輕輕地打心裡問一聲：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們，我可是平安多了。
來到學院門口，從提包裡取出馬糞紙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掛在脖子上，低著頭，走進「牛棚」。……
好久好久，兩口子被放出來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兩個七年加起來就是十四年。你們惹了誰啦?只不過是在重慶時熱情接待過、照顧過一個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醫牙……
哎呀!我們躲她都來不及，你們還有膽子惹她?你看，她幾十年後想起你們來了。她當時跟你們聊的什麼話不可能完全記得住，只是認准了你們記得住，於是她說了這麼一句：
「苗子鬱風這兩個人很壞!」
因為做過一次殷勤的主人，你們就失掉了寶貴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開始，苗子鬱風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罷!人就是人嘛!
這女人當然不單是折磨了你們兩個人，浪費了你們的青春。她偉大得多，她騷擾和浪費了整整半個世界。中國，東南亞……
人總愛健忘。人不應該健忘。魔鬼們總是時常鑽我們健忘的空子。
仔細想想這幾十年，我們最年輕力壯的時代。宋朝王觀有半闋《紅芍藥》詞寫得好：
人生百歲，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來五十載，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載之中，寧無些個煩惱。
…………
(下半闋觀點不對，解決的辦法是吃、喝、玩、樂，沒有出息。)
就王觀詞中算的細帳，人的的確確只有寶貴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間，反胡風，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下放……花了我們多少時間?那所剩就無幾了!
所以你們兩位的畫展就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是掙扎出來的作品，是苦難的印記。
「安居樂業」四字可以衝口而出，但得來不易。你們今天能高高興興開畫展，而我為你們的畫展大著嗓門駡街；那婆娘如還在朝，我們敢嗎?
讓觀眾慢慢地去欣賞你們的作品；再從我這裡認識你們的人品。即使我說得膚淺。
祝賀你們的畫展成功!
1987年12月18日於北京南沙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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