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座珠簾(143)_高陽

一四三

　　接著，又特為召見內務府大臣，責備他們對太監約束不嚴，說是要振飭紀綱，下一道明發上諭，申明朝廷的決心。於是恭王承旨，根據慈禧太后所說的那番義正辭嚴的話，擬旨發出。前面敘明事實經過，後面申述態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德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知儆懼，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俾各勤慎當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將該管太監，一併懲辦。並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拿，奏明懲治，毋稍寬縱。」

　　京中官員無不頌讚聖明，而事先知道將有這回事發生的人，回想一下，亦無不因為有此圓滿結局而深感意外。

　　當然，最得意的是丁寶楨，奉到上諭，先遵旨將五名太監「絞立決」。然後審出黃石魁、田兒和通州雇來的那些鏢手，冒充前站官，徵發騾馬的情形，以「幫同招搖、恐嚇居民」的罪名，請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餘安德海的家屬，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隨從，夾的夾、打的打，懲罰過後，作成口供清單，請旨治罪。

　　除了人犯，還有行李。箱籠衣物，編成「金、木、水、火、土」五個字號，共計三十九件，連同徵發來的牲口車輛，派兩名旗籍的候補州縣，解交內務府。整整忙了一個月，丁寶楨才算辦結了這件大案。

　　這該內務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對於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監的遺物，都很注意，特別是「金」字號的箱子，裝的都是珠寶珍玩，所以內務府不敢怠慢，原封交進。打開來一看，好些東西似曾相識。原是從宮裏偷出來的，但此時無可究詰，也就不會發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餘的分賜妃嬪。當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賞小李和張文亮等人，作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禍。通州的那些鏢手，還可說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卻真是無妄之災，第一個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個是安德海花錢買來的妻子馬氏，都被充軍到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最後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來，認為此人亦不能輕饒，下令由內務府捆交刑部絞決。

　　▼四十七　民教相仇

　　發往各省的上諭，第一個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國藩，實在是聽到。曾國藩事必躬親，加以寫字看書之外，還要圍棋一局，目力大傷，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經他的家人幕友力勸，每日閉目靜坐的時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唸給他聽。

　　唸到丁寶楨拿獲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發上諭，曾國藩瞿然動容，睜開眼來，「稚璜真是豪傑之士！」他說，「聽了這個消息，我好像目中浮翳一去。」

　　「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說。

　　曾國藩想起來了。這年四月，薛福成應邀到保定，路過濟南，因為他的弟弟在丁寶楨幕府中，所以有半個月的勾留，當時就聽丁寶楨親口說過，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說，倘或經過山東，一定饒不了他。薛福成曾把這話告訴過他。

　　「雖在意中，還是難能可貴。相形之下，我應該慚愧。」

　　曾國藩已引咎自責，幕友們就不便再談這件事了。接著再唸別的公文，然後又唸各處的來信。第一件是李鴻章從夔州寄來的，有人參了四川總督吳棠一本，說他貪黷，鑿鑿有據。恭王礙於慈禧太后的關係，不能認真，但又不能不辦，幾經斟酌，奏請派湖廣總督李鴻章就近查辦，因為李鴻章最會做官，一定瞭解其中的奧妙，會替吳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且湖北靠四川以鹽課接濟，每年有上百萬銀子之多，以「公誼」來說，李鴻章亦不能不替吳棠遮蓋。

　　由於往返需要四、五個月，所以李鴻章是奉旨「帶印出省」的，舟車所到之處，就是湖廣總督的行署，照樣有全班幕僚替他辦理文牘。這封寫給曾國藩的信，除了問候以外，便是替吳棠解釋。唸完一段，曾國藩擺一擺手，示意暫停，他要把李鴻章的話，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這些信是不容易為幕友看到的，李鴻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個人在心裏體會。現在既已公開，不妨進一步談一談，於是他喊著薛福成的號問：「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經成竹在胸，照你看，他這些話，何必先告訴我？」

　　「這也是尊重師門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處事，爵相深知，何勞下問？」

　　曾國藩點點頭，心裏在想，李鴻章常常有話自己不肯說，善借他人之口，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為吳棠辯白幾句，為他將來替吳棠開脫作伏筆。此事不急，擺著再說好了。

　　「請唸下去。」他說，「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沒有？」

　　鮑超是夔州人，蓋了一座極大的宅子，家居養病，已有兩年，李鴻章自然沒有不跟他見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談春霆，」薛福成看著信笑了，「春霆有復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幹甚麼？」

　　曾國藩沉吟了一會問道：「莫非想開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帥想當雲貴總督，未免匪夷所思。」

　　這確是有些匪夷所思。歷來封疆任用漢人，在資格上雖不比部院大臣那麼嚴，通常都須兩榜進士，吏、禮兩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撫下馬治民比上馬治軍的時候多，不通文理，無法勝任。現在的雲貴總督劉岳昭，是曾國藩的同鄉，以軍功起家，業績多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他能夠做到總督，雖多少是靠官運亨通，畢竟也還是秀才的底子。至於鮑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幾乎不識甚麼字，想當總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國藩涵養功深，為人忠厚，而且鮑超是他的「愛將」，所以不肯露一點誹笑的神色，「這也無非是想以遣功自見。」他說，「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憐了！薛福成知道曾國藩不喜歡聽刻薄話，便笑笑不言，繼續往下唸李鴻章的信。

　　信中談到四川酉陽州的教案，朝命李鴻章就近查辦，已有和平了結的希望，他特為告訴曾國藩，也就是期望「老師」對他支持。曾國藩以大學士兼領直督，國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諮詢他的意見，如果問到酉陽州的教案，有了李鴻章所提的辦法，他就易於作答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后，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只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孝莊太后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准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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