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臺落日(42)_高陽

四二

　　袁世凱想了一下，提出相對的條件：「如果中國不能造跟南滿平行的鐵路，日本亦應如此。否則，一樣有損利益。而且所謂『平行』，亦應該有個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論。」

　　「滿洲地方遼闊，人煙稀少，經營一條鐵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遠，一樣也有妨害。」小村緊接著說：「至於日本亦不造平行線，可以同意。不過，與南滿連接的鐵路，即是南滿支線，將來看地方發達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凱立即反駁：「日本繼承的權利，限於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並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範圍，是另一件事，不能並為一談。我再提醒貴大臣，當年中國許與俄國的，只是東清鐵路，沒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語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權內田康哉接口說道：「添造鐵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會繁榮，這是與中國有利的事。」

　　「如果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彼此應該同意，但不能與南滿鐵路混在一起來談。」

　　「照這樣說！」小村緊釘著問一句：「貴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為了開發地方，中國亦可隨時斟酌情形，添造鐵路。」

　　「不然！在南滿範圍內添造鐵路，總是妨害南滿鐵路的利益，有與南滿競爭之嫌，中國自不應隨時添造。」

　　聽翻譯將這段話譯了過來，袁世凱認為小村的一句話，有漏洞可鑽，所以很快地問：「彼此同意，總可以了吧？」

　　小村認為這句話很難回答，與接座的內田小聲商議之後，方始答說：「如果日本同意，中國可以添造，但不能與南滿鐵路平行。」

　　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穫，日本已承認中國在南滿鐵路範圍之內，建造支路的權利，雖須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權。倘或日本拒絕，相對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國亦可拒絕。所以小村的答覆，等於是為他提供了一項牽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當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際，名居參議而有發言權的唐紹儀，忽然畫蛇添足的說：「造鐵路，有關中國主權，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國同意，不能隨時添造。」

　　「自然要同貴國商量，日本決不至像當年俄國對待貴國的情形，貴國不必顧慮。」

　　這時唐紹儀已發覺自己的話有語病。本來照袁世凱與小村的折衝來說，權利是同等的，誰都可以在南滿的範圍內添造鐵路，唯一的條件是徵得對方同意。而照他所說，彷彿南滿添造支線是日本的權利，不過須徵得中國的同意。但是唐紹儀雖已發覺失言，卻拙於彌補，倘或見機，只要複述小村的話，敲打轉腳，成為定論，依舊不損權利。而他只是重複聲明，造路不經中國許可，總是礙及主權。語氣中越發明顯，添造南滿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與中國無關。

　　小村想不到遇見這樣一個對手，大喜過望，立即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大聲說道：「我只著重在南滿鐵路利益有關這一點上。所以如有與南滿鐵路利益有衝突的任何支線，中國不應該添造。」

　　就這一句話，推翻了原來的承諾，而唐紹儀懵懵懂懂，只覺得話不大對勁，卻說不出個究竟。默爾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風，因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蘊。瞿鴻禨並不懂國際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凱雖然機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鴻章當年辦交涉那樣，動輒視對手為後輩，以氣勢得人，話說錯了，亦可設法收回或彌補；隨員中倒有些留學生懂交涉的要領，無奈中國官場尊卑的觀念甚深，人微必言輕，發生不了作用。

　　能發生作用的，只有一個曾國藩第一批選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紹儀，他是袁世凱辦洋務的「大將」，官拜外務部侍郎，聲名甚盛，誰知是浪得虛名，無須忌憚。

　　就因為這一轉念，小村與內田的態度變得強硬了，第二天接議安奉鐵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來日本陸軍自朝鮮渡鴨綠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內造了好幾條輕便鐵路，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由朝鮮義州對岸的安東，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鐵路。日本事先已經揚言，希望繼續經營這條鐵路，此是與中國主權有關的事，怕遭到強烈反對，遲遲未發，此刻悍然不顧地提出來了，名為「改造」，當然包含「改造」完成，繼續管理經營的意思在內。

　　因此，袁世凱這樣答說：「這條鐵路是築來軍用的，軍事完了，就應撤掉，何必改造？」

　　這又是袁世凱失策了！如果說，當初造安奉鐵路專供日本軍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獲勝，理當將此路贈與中國，作為酬勞。或者至少由中國貼補建路的工料費用，收回自行處置。至不濟也可提出合辦的要求，日本是沒有理由拒絕的。

　　只是袁世凱一向好用權術，以為你說「改造」，我便用無須改造來駁你，爾虞我詐，針鋒相對，豈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這個當，索性挑明說道：「奉天與安東之間，早有通鐵路的必要了！以前曾與貴國外務部提過，未有結果，軍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條輕便鐵路，除軍事以外，對地方商務振興很有益處，應該造成一條永久性的鐵路。因此，這次實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與外務部接過頭，話就不容易說了。袁世凱不知其事，瞿鴻禨亦記不起有這交涉，唐紹儀到外務部的日子不多，更為茫然。因而袁世凱竟無以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卻不放鬆，小村與內田輪番鼓吹，築成這條鐵路如何與中國有利。最後只好許他改造，只是有個條件，路軌的寬度應與關內外鐵路相同，不能照南滿路尺寸，表示將來可以收回成為中國鐵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滿鐵路的支線。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吃虧的地方。但比起當年李鴻章在馬關議和的情況，卻有霄淵之別，所以不常出席的慶王奕劻，經常出席的瞿鴻禨，都認為議約能有這樣的結果，已是差強人意了。

　　其中有個隨員，卻忍不住有一肚子話說。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潤田，祖父兩代都在曾國藩所創設的江南製造局供職，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夠自費留學日本，學的是法律。

　　畢業之時，正好新設商部，有許多商事法需要擬訂，並決定借鑒於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攬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中日北京會議的隨員，多在外務部及商部調充，曹汝霖因為學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選。小村的發言，他不須經舌人傳譯，語氣吞吐迎拒之間，瞭解較深，每每為當事人誤解對方的真意，該爭的地方不爭，不該爭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虛耗工夫而著急。他在會中無權發言，亦無法遞個條子去提示糾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潤乾燥發癢的喉頭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會，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會以後，除了瞿鴻禨徑回公館，其餘的大部分都隨袁世凱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應該提出的文件及次日會議應該注意的要點，這天居於末座的曹汝霖，看著唐紹儀問道：「唐大人，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要請唐大人指教。小村本來已經同意，得日本同意後，中國亦可添造鐵路。後來唐大人提出主權的主張，小村立即改口，光說中國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不及其他，作為定議。那時，唐大人為什麼不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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