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火樓台(101)_高陽

一〇一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巖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彙集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准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赫德阻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巖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匯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巖，他們不必多費周摺，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巖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妨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裏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佔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佔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並特派「刑部尚書」范慎來華，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採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當時疆臣亦多主戰，雲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面奏准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同時命左宗棠籌劃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

　　這時胡雪巖恰好在江寧，便跟左宗棠說：「好像應該還有張制軍回兩廣本任的上諭；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兩位直隸總署？」

　　「妙就妙在沒有張振軒回本任的上諭。」左宗棠答說，「總署也知道李少荃決不會到廣東，恐怕也不會回天津。」

　　「這，大人倒多指點指點，讓我們也開開茅塞。」

　　「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公上，對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氣的。當年江寧之圍，師老無功，李少荃已經克復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寧，他按兵不動，為的是不願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廣東，曾老九怎麼辦？」

　　「是，是。」胡雪巖想了一下說：「大人說李合肥也不會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張制軍就得回廣東，那一來不是又要把曾九帥擠走的嗎？」

　　「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京裏只說叫李某某回任，對於張曾兩位沒有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肥只領虛銜，暫時不必回任。」

　　「不錯，舉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麼辦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一會，問說：「你看呢？」

　　「我看，他仍舊會到上海。」

　　左宗棠點點頭，「我想他也只能先駐上海。」他說：「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巖當即說道：「我本來想跟大人辭了行，回杭州，以後再到上海；照現在看，似乎應該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來各省關應解陝甘，以便還本的協款，都交由江海關代轉；所以各省解繳的情況如何，非要胡雪巖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辦這件事，看情形如何趕緊寫信來。看哪裏還沒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巖的估計很正確，李鴻章果然奏請暫駐上海，統籌全局，察酌南北軍情，再取進止。意思是江南防軍如果力量不足，無法南調，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請准如所請；於是李鴻章在三月底專輪到了上海，駐節天后宮行轅。

　　▼第五章　蕭瑟洋場

　　一見古應春的面，胡雪巖嚇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應春，你，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唉！」古應春長長地歎口氣，「小爺叔，我的運氣太壞！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麼事？快告訴我。」

　　「我要傾家蕩產了。」古應春說：「都是聽信了徐雨之的話。」

　　這徐雨之是廣東籍的富商，胡雪巖跟他也很熟。此人單名一個潤字，人很能幹，運氣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學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從廿二歲開始與人合夥開錢莊，開絲號，開茶棧，無不大發利市。同治二年廿六歲，已經積貲十來萬，在江南糧台報捐員外郎，加捐花翎，儼然上海洋場上有名的紳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個差使。那時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曾國藩決定挑選幼童出洋留學；事先研究，這批幼童以在廣東挑選為宜，因為美國的華僑絕大部分是廣東人，廣東風氣開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萬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輩幼童在美國常有鄉音親切的長輩去看他們，亦可以稍慰思鄉之苦。

　　由於徐潤是上海「廣東幫」商人的領袖，所以曾國藩把這個差使交了給他。徐潤策劃得很周到，挑選了一百二十個資質很不錯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閎帶隊，大部分是廣東籍，廣東籍中又以香山為最多，因為徐潤就是香山人。

　　當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為數極少，只得五個，兩個江蘇、一個山東、一個福建、還有一個是徽州人，不過是廣東招來的，這個十二歲、生在辛酉政變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祐，他的父親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當機器匠，家眷寄居廣州。詹天祐應募時，有人勸詹作屏讓他的兒子學法律，學成回國，可以做官；但詹屏堅持他的兒子要學技藝，而且要學最新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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