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官真做(43)_高陽

四三

　　於是他開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來的傳統，類此宣達王命的任務，多派郎官擔任。環顧侍從之臣，順理成章地選中了司馬相如，因為他是成都人，並且有個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司馬相如充分瞭解武帝的意旨，仍舊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軍法從事，未免魯莽，這決不可作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為武帝解釋，鞏固了領導中心，才有強力推行國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對中央還是服從的，加以司馬相如的鄉誼，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態度。

　　除成都及僰道附近以外，遠處不便親自宣慰。司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撫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職司教育的「三老」，開導子弟。這篇檄文，與汪洋瑰麗的賦來比較，筆調不同，但義正詞嚴，確是經世之作。

　　司馬相如此行，在武帝來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憤平息，而且進一步又征發了許多人，在唐通指揮之下，繼續未竟的工程。至於司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談，並經過多方考察以後，也激發了雄心壯志，願步唐通的後塵，為國家開疆拓土。

　　唐通所到的夜郎國，位處巴蜀之南，稱為「南夷」，此外還有巴蜀之西的「西夷」，也就是臨邛西北、西南的所謂「椎髻之民」，如「邛」、「笮」、「冉駹」等等部落，他們與夜郎不同，夜郎由於交通隔絕，與巴蜀的漢人很少往來，而西夷與臨邛等地，一向保持著貿易關係。當司馬相如回蜀時，他們羨慕南夷，得到漢家許多賞賜，曾表示出願意歸化的意向，司馬相如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所以在報告撫慰經過的時候，附帶也提到了這一件事。

　　於是武帝要他陳述意見。他說：那些西夷離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為郡縣。現在真的要立郡置吏，決不會像收服南夷那樣麻煩。

　　費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贊成。便也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所謂「建節」，就是擔任天子的特使。「節所以為信也」，一根八尺長的竹竿，掛一串犛牛尾巴毛，就是「節」，對外國來說，這就等於「特命全權大使」的「國書」。

　　司馬相如是正使，還有三個副使，名叫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壺充國後來當過武帝的「外交部長」——大鴻臚卿。

　　持節的特使，對國內來說，正就是後世的所謂「欽差大臣」，威風非凡，在旅途中，交通食宿，無不優先。到了蜀郡，因為是他奉使而來的目的地，迎接的禮節，更見隆重。

　　司馬相如坐的是四匹馬拉的驛車，將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領僚屬父老，出城迎接。縣令「負弩矢前驅」，這就是親自替他擔任警衛清道的工作。不但為了表示尊敬，而且也確認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處，可能會行刺時，就可以先發制人，一箭將他射死。

　　自秦代開郡以來，成都還是第一次有這樣一位顯要蒞臨，而此顯要又是本地人，足為鄉邦增光，所以從進入漢中開始，蜀人就把司馬相如的衣錦還鄉，當作一件大新聞，艷羨以外，覺得與有榮焉。歡迎的熱忱，前所未見。

　　就這樣一直到了臨邛。臨邛的縣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這一次重來，比第一次作王吉的上賓時，還要榮耀。而最興奮的是卓王孫，他會同地方上的紳士，列隊迎接，獻上牛酒，慰勞他的從人。自然，還要大張筵宴，來歡迎他和他的副使。

　　回首前塵，卓王孫想到司馬相如，當年穿了一條「犢鼻褲」，親自洗滌酒器的情形，自不勝今昔之感。再想想當年為他難為情，甚至不敢出門，而此刻是「欽差大臣」的老丈，顧盼得意之餘，不免愧悔，喟然而歎：「唉！應該早把文君嫁給他的。」於今補過之道，袛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財產，與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這是司馬相如的意外收穫。但是，在公事上，卻有問題。蜀中父老以司馬相如為榮，只是因為他被拜為「中郎將，建節」，等到他召集會議，說明使命，大家的反應卻很冷淡，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一下又要地方上貢獻物力和人力了。

　　為了詔諭難迴，再經過卓王孫的斡旋，司馬相如總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的使命是以慰撫為原則，辦的是「送禮外交」。西夷本來就貪圖漢家的賞賜，自然樂於內附，所以司馬相如此行，相當順利。但深入蠻荒，無論如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所謂「西夷」，至少有二十多個部落。雲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西康西昌的東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為屋，有高至十餘丈的，漢人稱它為「邛籠」，而他們自己稱為「雕」。碉堡的碉，就是由這個「雕」字演變來的。

　　第二個大部落稱為「筰都」。司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橋之笮，與此筰相通，都作竹索的解釋。那裏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橋，攀緣而渡，十分不便，司馬相如替他們造了一座橋，從此「邛、筰」聯在一起了。

　　再有一個比較大的部落「冉駹」，就是當初卓王孫的祖父，由漢中到劍閣，說有大芋頭，不愁餓死的那個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縣地。冉駹的種族特別複雜，據漢書記載，漢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這樣一個由三種種族，二十二個政治單位所組成的部落，居然也為「口吃」的司馬相如所說服，亦非易事。

　　於是邛峽以東，大渡河以西，北起漢山，南迄雲南邊境，這一片約三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長方形土地，從此歸入漢家的勢力範圍。西夷各部落，正式成為漢朝的屬國，司馬相如重新調整縣區，整理交通，並奏准設一個「屬國都尉」的職官，加以管理。

　　令人喪氣的是，武帝雖讚賞他的功勞，但朝中頗有些大臣，與巴蜀的士紳，持著同樣的觀點，認為通西南夷這件事，是無益的浪費。司馬相如怕引起爭論，在皇帝召集「廷議」時，自己因為口吃的緣故，辯不過別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發制人的解釋。

　　這篇文章是假設他經營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時，有二十七個地方父老士紳去看他，提出質詢，他又如何解釋必須要通西夷的道理。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說：「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常人對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測高深，因為莫測高深，不免戒懼不安，所以他接下來說：「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接著引用詩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話，大事發揮天下必須統一，教化必須普及的理論，以為他的開山架橋，擴大邊關來促進與西夷的交通，是「創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結論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穫，於是來質詢的父老士紳為他說服，欣然表示，不論老百姓如何艱困，一定支持朝廷的決策。這樣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賞，他下令把這個文件頒行巴蜀，讓大家瞭解天子的苦心。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