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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這樣過了十天,雙方擺隊有陣,大致完成。奉軍除原由張景惠指揮的部隊以外,最基本的二十七師、二十八師,由張作霖率領入關,接著是調裝備最精良的張學良、李景林所部,分九批進駐馬廠、通州一帶。當時內戰,都要師出有名,這一次入關的奉軍,稱為「鎮威軍」,鎮是鎮壓,威是示威,表示並不一定要打。鎮威軍的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擔任,司令部設在塘沽與天津之間的軍糧城,以便於控制水陸兩路。

  其實吳佩孚早由洛陽到了保定,特為召開軍事會議。除了他的嫡系部屬以外,馮玉祥亦奉邀參加。他的官銜是第十一師師長代理陝西督軍。十二混成旅改成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個旅,由李鳴鐘、鹿鍾麟分任旅長。馮玉祥由西安帶著二十二旅的一個團長張之江去開會。吳佩孚給他的命令是,十一師出潼關助戰,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佈防洛陽、鄭州之間,監視河南督軍趙倜。陝西督軍由省長劉鎮華代理。

  此外,湖北督軍蕭耀南所部及駐岳州的張福來所部,共抽調一個師、三個混成旅,早已秘密北運,進駐琉璃河、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雙方對敵,都分東、中、西三路。

  到得部署粗定,照例在紙面上先開火,首先由張作霖發表通電,聲明「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掃除障礙,至於「統一進行,如何公開會議,如何確定制度,當由全國之耆年碩德,政治名流,共同討論」,自謙「非霖之愚,所能妄參末議。」絃外有音,仍是譏刺吳佩孚以前以一師長,居然亦提出國是主張。

  因此吳佩孚聯絡齊燮元,針鋒相對地質問:「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為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為私有?」表示「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託詞去障礙而自為障礙者,惟有盡我天成,扶持正義」,說「彼以武力為後盾。我以公理為前驅。」

  張罵吳、吳罵張,都未提出姓名。及至曹錕發通電,就公然指責,說「奉軍隊伍,無故入關,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長官。」說是「若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則前此持武力統一主義者,不乏其人。覆轍相尋,可為殷鑒」,自是指段祺瑞而言。

  這一下惱了張作霖,第二次通電,振振有詞地說:奉軍增兵,是應曹錕之邀而來的。而且他在一月間決計撤兵,哪知「甫經動議,大總統飭派曹總長,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長,先後東來,諄諄挽留,曹使來電,且有『弟如決計撤兵,兄即辭職』之語,電牘具在可復按也。」因此問道:「謂為『既無中央明令,又不知會地方長官』。然則鮑總長非大總統特派之總長,曹省長非直隸之長官乎?」

  這個通電中,揭露了許多內幕。原來徐世昌、曹錕都願奉軍留在關內!留在關內幹什麼?當然是防備「虎踞洛陽」的吳佩孚。既然如此,曹錕不願跟他的兒女親家張作霖兵戎相見,是很明白的事。

  有此瞭解,調人便好做了。首先是皖系僅存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分電曹張,請訂期在天津面晤。接著,是一批與直奉皆有淵源的「耆年碩德」,包括趙爾巽、張錫鑾、王士珍、孟恩遠、張紹曾,還有剛剛為吳佩孚攆回天津的王占元等人,聯名致電曹張「兩公」說:「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為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啟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在這一段婉轉的開場白以後,接著以局外調人,洞見真相本意的口吻說:「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而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電。兩公和平宗旨,已見一斑。」

  接下來便是約請曹錕、張作霖在天津會議。同時打了電報給吳佩孚,請他按兵不動。靜候調停。張作霖覆電表示,如果曹錕同意天津相會,他自然不會反對。

  其實,當魯仲連熱心奔走之際,雙方已有接觸。奉軍兵分三路,但在戰鬥序列上,卻只分兩路。張作霖本是鎮威上將軍,總司令自非他人所能擔任。副司令是吉林督軍兼省長的孫烈臣,參謀長當然非復起為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的楊宇霆莫屬。

  這一次的調兵遣將,為楊宇霆一手所策劃。奉軍的實力,經過一再擴充,此時已擁有五個師、二十三個混成旅、三個騎兵旅。此時動用了大約一半的兵力,留一半交給黑龍江督軍吳俊陞,看守老營。

  入關的一半,西路由張景惠以奉天第一師師長兼總司令,下面三個梯隊,由原已駐於北京南苑、廊坊、通州各地的部隊編組而成,另調察哈爾騎兵第一旅,配屬西路第三梯隊。張景惠是察哈爾都統,這一旅騎兵,由他來指揮運用,比較方便。

  東路是奉軍的精銳,由「老帥」自兼總司令,下面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由奉軍基本部隊,已讓張作相當師長的第二十七師為主力。第二梯隊是「御林軍」,由「少帥」張學良兼梯隊司令,下轄三個旅。張學良的第三旅,由衛隊旅改編。這個旅,編制上除了騎兵,其他各兵種無不具備,兵額十足,武器裝備之精良,自不在話下。

  第四旅原駐錦州,可想而知,亦是勁旅。再一旅就是郭松齡的第八旅——事實上第二梯隊是他以參謀長的身分在指揮。第三梯隊由駐遼源的第一旅及駐天津的第七旅編成。第七旅旅長李景林是河北人,但跟郭松齡很接近,是「講武堂派」亦是「陸大派」的中勁,兼任了梯隊司令。

  楊宇霆將精銳擺在東路,是有深意的。除了控制塘沽及山海關,水陸兩要地,進退自如以外,更預見到打了勝仗,亦須撤兵,要撤當然是撤觀瞻所繫的,北京至保定一線的西路,對輿論、對政府、對直系才有交代。至於東路,可以看情形不撤。那一來,奉軍在關內才能真正生根。

  由於彼此的老巢不同,奉軍重東路,直軍重西路,是必然之勢。楊宇霆希望西路能夠守住,就算勝仗。因為東路是有把握的,幾乎可說傳檄而定。到那時,以東助西,吳佩孚必垮無疑。

  直軍西路由王承斌指揮,集重兵於良鄉以南。吳佩孚則駐涿州,一方面是督戰,一方面進窺中路固安。東路指揮則是第二十六師師長張國溶,除本部以外,另有三個混成旅,但實力遠遜於奉軍,所以吳佩孚派他一手所提拔的第二十四師張福來,自固安方面,向東增援。

  到得四月二十八日午夜,三路大戰,同時爆發。吳佩孚督促王承斌傾全力猛攻張景惠的暫編第一師及鄒芬的第六混成旅。這一師一旅,是張作霖下長辛店、盧溝橋兩要地。敗訊一傳,先影響到中路。

  中路的奉軍。本來打得很好。但西路一敗,軍心動搖,而且吳佩孚因無後顧之憂,得以自涿州向固安方面加強壓力,以致原佔優勢的中路奉軍,被迫退至天津。

  這一來勢必又影響東路。本來照楊宇霆計算,西路如果能死守兩三天,東路往西進攻,抄直軍的後路,勝負立判。所以奉軍納徐樹錚之議,在秦皇島扣留日本所運來的軍火裝備,成軍以來,沒有打過什麼仗,加以指揮不一,而最糟糕的是,這批奉軍久戍京畿,雖得地利,卻欠人和。奉軍的紀律一向不佳,開口就是「媽拉巴子」,跟地方上的感情搞得極壞。平時無事,老百姓只好忍氣吞聲;一旦開戰,處處跟奉軍為難,吃虧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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