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13)_高陽

一三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寧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子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係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為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啟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為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眾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眾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絃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為之曲曲回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後，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為活。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託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云：『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甲申之變，復回金陵。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託錢禧多方賄託，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此為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為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事跡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為內閣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龔芝麓譽之為「國士無滿，名滿江左」。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為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於是甘心終老於巖壑者亦不得安寧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為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徵進京。「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又賈開宗所撰《本傳》：

　　「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逕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為較可信。

　　賈開宗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為「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為先人作年譜，理當為親者諱的情況不同。

　　今按：辛卯（順治八年）侯方域應河南鄉試，闈中所作策論五道；具載《壯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時順治甫行親政而尚未成年，故試策首以《勤於讀書》為諫，計陳三事：《開經筵》、《親儒臣》、《讀漢書（文）》。第二策議禮，以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繼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廢五帝三王之禮，是欲強天下以自為便利也，天下豈從之哉？」第三策論治道，應特重州縣官；第四策論不可輕議治河；第五策論明賞罰，申明大法小廉之義。這五篇煌煌大文，確實下過功夫，既非一味頌聖，虛與委蛇，更未故違功令，意在被擯。如說並無用世之志，或者對滿清仍持反感，實在用不著這樣大賣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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