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74)_高陽

七四

　　於是由澤公領頭，從紅地氈上踏上車廂，接著是隨員，接著是各大臣及隨員的聽差，吳樾拉一拉張榕跟在後面一起往前走。

　　「慢點！」有個護兵攔住他問：「你是那一部的？」

　　「是兵部的。」吳樾答道：「跟我們徐大人一起到天津。」

　　如果是張榕答話就好了；吳樾是安徽口音，便露了破綻，護兵認為作為北方人的徐世昌，不會用一個南方籍的領班，所以不准他們上車，得要找徐世昌的部屬來問一問。

　　就在這時候，端方趕到；因為四大臣都已上車，心有未安，所以一擁而上，隨員僕役亂糟糟搶著搭車；見此光景，何敢怠慢，吳樾和張榕，不約而同地混在人叢中，踏進車廂。

　　照原定的計畫，吳樾一進入五大臣的車廂投擲炸彈以後，趁混亂之際下車，或許還有生路；所以一上了車，便往前擠，無奈過道中塞住了，急切間無法進入。而火車頭已自遠處駛來，一掛上了立即開行，行事更為不便，所以盡力向前；擠過一節車廂，又擠向第二節車廂。

　　突然間，「共共共」一陣響，車廂往後倒退；這是火車頭正在與車廂接合。而吳樾是往前在走，由於車廂被撞後退，一個立腳不住，倒向他人身上，懷中包裹中的炸彈被撞，轟然巨響，全站大驚，車廂炸倒在鐵軌一旁。

　　一時秩序大亂，五大臣嚇得魂不附體；尤其是澤公，為碎木片擊中手背，雖是輕傷，格外吃驚。此外紹英也受了傷；最幸運的是徐世昌，因為有隨從在側，正好作了他的替死鬼；但是他的袍褂卻也破了。

　　此外當然還有死傷，而首當其衝、死狀最慘的吳樾；下半身完全炸碎，腹破腸流，手足皆斷，血肉模糊，面目不辨。

　　這一下，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就前得擱一擱再說。輦轂之下，廣眾之中，公然有此流血五步的大案發生，從慈禧太后以下，無不暗自心驚，不知那一個「惡時辰」中，這枚炸彈會在自己面前爆炸。因而除了降旨將外城工巡局委員、南營參將、鐵路委員等一干責有攸歸的官員，嚴予究辦以外，並有嚴旨查明正兇姓氏身份，以及有無從犯，務期水落石出，以肅閻閭。

　　「從犯」只有一名——張榕，他當時站得較遠，未曾波及；事後安然離京，回到奉天。而「正兇」血肉模糊，一時無法辨認，經巡警用藥水清洗，方始露出本來面目，然後割下首級，裝入玻璃匣內，招人辨認。同時攝成相片，複印了許多，派人四處查訪，然而一無結果。因為認得吳樾的人不多，即使相識亦不敢認；認明了非但不會有賞，反而招禍，只問一句：你怎麼認得這個叛逆？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世上沒有那樣的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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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桐城會館，卻是當天就有些猜到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出自吳樾之手。因為他一去不回，而臥室內留下許多什物，未作處置；所以他的同鄉進屋探查，果然搜得了一封簡單的遺書：

　　此行決實行暗殺，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諸同鄉因我而受累，可將我之行李，移置他處，以免受嫌。

　　有了這樣的警告，會館司事，立即藏匿了吳樾的行李；而膽小的同鄉，怕受牽連，竟有連夜搬出會館的。只有汪炘鎮靜如常，不但不搬，而且還經常在打聽吳樾的身後之事——吳樾的遺體被盛入一口薄棺，葬在齊化門外一處無主孤魂所聚的「亂葬崗子」上。

　　事情過了兩個月，還有巡警拿著吳樾的照片在查訪，最後終於為一個小女孩所識破。

　　「這不是吳老爺嗎！」小女孩說。

　　「那個吳老爺？」

　　「住在會館裏的。」

　　「來！」巡警順手買了一串糖葫蘆遞給小女孩，「你帶我進去看看，那間屋子是吳老爺住的？」

　　結果捕去一個汪炘。然而一件大事也就此化小、化無了。因為革命勢力迅速發展，朝中大老認為逼迫太緊，反生激盪，是件很不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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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勢力的迅速發展，是因為同盟會成立，容納眾流，乃成其大。這當然是逸仙先生主持運用的結果，一面是他席不暇煖地奔走歐洲、南洋及東南亞一帶，發展會務；一面是作為同盟會機關報的「民報」在東京發刊，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直叩海內外同胞的心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因而很快地獲得各地僑報的共鳴；聲光斷然壓倒了君主立憲派的新民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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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民報創刊一週年的時候，江西萍鄉及湖南瀏陽、醴陵的黨軍，展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舉義。

　　舉義的發動者是同盟會的會員魏宗銓與蔡紹南；響應逸仙先生的號召組織革命機關，稱為「洪江會」，推舉做過清軍軍官，本名章年、自號張章年，最後化名龔春台的會黨義士為「大哥」。照洪門規制設內八堂以外，外設八路碼頭官，負責吸收同志入會。這是光緒三十二年春天的事。

　　到了夏天，江西、湖南交界之處的萍鄉、宜春、分宜、萬載、瀏陽、醴陵各地入會的同志，風起雲湧，於是龔春台召集各路碼頭官會議，決定大舉，推派魏宗銓與蔡紹南到日本謁見逸仙先生要求接濟新式軍械，請示舉義日期。

　　魏、蔡二人由湖南到達上海，剛與同盟會取得聯絡，忽然萍鄉有變，清兵搜捕會黨，形勢緊急。於是魏、蔡二人為龔春台追回江西；但舉義的計劃，並不因此而動搖，反因為長江旱荒，米價大漲，人心浮動，認為時機有利而更為積極。特別是萍鄉安源煤礦的大工頭蕭克昌傾向革命，他手下有數千工人聽他的指揮。聯絡醴陵的防營亦有極好的反應，加上以瀏陽為主的洪江會會員，黨軍總數不下兩萬人之多，決定在年底大舉起義。

　　但是，清朝的官吏，防範得亦很嚴密；蕭克昌竟被誘殺，洪江會的總機關亦遭破獲，迫不得已，只好提前舉義，推舉龔春台為「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第一次使用「中華民國政府」的莊嚴名義，發佈檄文，歷數滿清十大罪狀，號召漢族「各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韃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

　　不幸的是，黨軍徒手居多，因而一敗於萍瀏之間的普安山，再敗於瀏陽的牛石嶺，攻勢瓦解。然而此舉已震動長江下游；同時在日本的革命志士，相率回國，參加實際行動。使得兩江總督端方，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為緊張，多方搜捕，大舉清鄉，黨人被害或入獄的極多。大致辦得最嚴的是江西，其次是湖南，再次是江蘇——而經此考驗，意志不夠堅定的少數同盟會會員，亦就原形畢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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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一次的革命失敗，逸仙先生很冷靜地思考過。起事之初，聲勢浩大；但義舉如曇花，盛放即凋，完全由於策劃未周，規制組織，千頭萬緒；文告宣傳，說法不一，在在影響軍事行動的成效。戰陣之事，固然如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需臨事看指揮官的才能與義師素質的高下而定，但有許多工作是可以預先準備好的。

　　因此，逸仙先生編了一本「革命方略」，由同盟會頒佈各省會員。方略中從宣言到安民佈告；從軍事組織到地方民政，共分十五大項，規定得既詳明又切實，等於一本革命行動的教科書。

　　同時逸仙先生亦親自領導革命起義。光緒三十三年初夏，一舉於潮州黃岡；再舉於惠州七女湖，雖然都因為條件過於缺乏，但對恢宏志士之氣，卻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因而在劉思復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不成之後，乃有徐錫麟起義於安慶，槍殺安徽巡撫恩銘的震動四海的大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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