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17)_高陽

一七

　　及至王陽明辭官歸裡，王艮相隨至余姚，有心倡明所學，但作風近乎招搖，王陽明大不高興。王艮謁見時，屏拒不納，長跪謝過，方又列入門牆。話雖如此，作風並沒有改多少。《明史》本傳：

　　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二氏」者釋、道。龍谿不過雜以禪機，心齋則索性引老莊之說入儒，但這亦可能是術。因為嘉靖在西苑修煉，道教走了一步空前絕後的紅運，佛教則從未如嘉靖朝那樣被蔑視過。其時有一風氣，即以小說戲曲諷刺現實。《西遊記》中我最喜歡的一段是唐僧到車遲國，後來才知道車遲國主的寵道滅僧，即是刺的明世宗。

　　泰州學派確是有的，開山鼻祖為王艮，四傳至周汝登，已在萬曆年間，講學皆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采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曆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是則泰州學派雖創自為王艮，而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為周汝登。

　　泰州學派至末流，竟有因果之說，去陽明之學越遠，在正統派的儒家看，自是離經叛道。於是明朝最後幾位大儒之一的劉宗周頗不滿。《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本傳：

　　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于禪……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作者按：順治二年南明亡，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劉宗周在紹興家居，聞變方食，推案慟淚，自此絕粒，複赴水不死，仍絕食，前後三十六日而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學者稱劉宗周為「念台先生」。念台臨死對門人之語，意謂：為學不誠，則講陽明之學精義的「良知」，很難不以禪理來解釋。

　　重建陽明學統，雖由念台發端，而成于黃宗羲。《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九本傳：

　　宗羲之學出於蕺山（劉宗周），闡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底，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問學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

　　觀乎其言，則知講陽明之學而雜以禪者，根底不厚，摭拾宋、明諸儒語錄，及佛家語，信口游談所致。本來參禪是最難也是最容易之事，而陽明之學，精奧微妙，有時與禪理只去一間，毫芒之辨，非學有根底者不能。如陽明謫龍場驛，窮荒無書，唯以默誦舊書作為功課，乃「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此與佛家「頓悟」之說相似。而一悟之下，「喟然歎曰：道在是矣！」若問得道何以如是之易？則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說以證之，大半可以接受。凡此，皆黃宗羲之所謂游談。

　　泰州學派自念台、梨洲師弟以後，不復為人所重。清朝在乾嘉以前，即陽明亦被排斥，因為康熙講道學以程朱為正統。程朱、陸王，門戶之見甚深，比較之下，陸王一派比較客觀虛心，清初大儒黃宗羲、孫奇逢為南北兩宗師，黃著《明儒學案》，不設程朱之學；孫奇逢著《理學宗傳表》，共「十一子」，程朱皆在其內。關中李二曲，其學亦出於陽明，但教人須讀二程朱子之書，躬自踐履。

　　至於程朱，則無不力攻陸王，賢如陸隴其，亦所不免。學程朱者易流於偽，則更以為能力詆陸王，便促衛道。助康熙講道學的李光地、熊賜履，恰好都是利慾薰心的假道學，堅持門戶為植党之計。鄉試四書題限用朱注，固早有功餘；康熙二十九年更明定二場命題，得用「性理五書」中的《太極圖說》《通書》（按：均周敦頤著），《西銘》《正蒙》（按：均張載撰）。於是天下讀書人，十年寒窗，不但要熟讀朱熹之書，而且還要明瞭程朱之學的來龍去脈。在這樣的情況下，既無人敢公然發揮陽明之學，自然更談不到泰州學派，而況「出入二氏」，講學近乎傳教，更為朝廷所忌。

　　自康熙以來，梨洲一派的陽明之學，尚且受到打擊；駁雜不純的泰州學派，自更當在防制之列。到得雍正，他對儒釋道所謂「三教」的態度，正如他的為人一樣，表裡不一，現在從各種文獻中，可以考查出他真正的態度：

　　第一，對外來的宗教，一律採取拒斥的態度，尤以天主教、基督教為然。

　　第二，表面尊儒，實際佞佛，喜歡用「政治和尚」，但此和尚自己不能搞政治。

　　第三，表面辟道，實際上對某些道士頗有興趣。道教的派別極多，張天師這一派是符籙派，並不吃香。雍正曾將丹鼎派的道士，秘密養在西苑。他的暴崩，很可能像明朝的「紅丸案」那樣，是由於服食了荷爾蒙成分極高的興奮劑所致。乾隆即位後，有一僧一道被驅逐出京，一僧是文覺，據說他跟雍正的關係，猶如姚廣孝之與明成祖，雍正之殺兄屠弟，皆出於文覺主謀。乾隆對此人深惡痛絕，罰他從北京徒步回南。一道叫王若虛，看《東華錄》乾隆對他的告誡，令人想起導同治冶游的王慶祺，被假以他項罪名革職的故事，兩者皆有不能認真究治，為先帝諱的難言之隱。

　　到了乾隆，他什麼教都不相信，但也並無太大的惡感，比較上有些討厭道教，我想多少是因為王若虛的緣故，但卻因此「禍延」張天師。自明朝以來，「太一真人」正一品的品秩，降為正五品，即出於乾隆親裁。

　　乾隆以尊儒自命，嚴防「異端」，當亦有政治作用在內。至乾隆三十九年有山東壽張王倫，以「清水教」作號召，襲城戕吏，凡一月而平。明年河南鹿邑白蓮教事發，雖暫時壓制，而以吏治不修，導致邪說橫行，終於在嘉慶元年爆發為「三省教匪」的巨案，歷時七年，始得肅清。

　　所謂太谷教，與白蓮教是否有淵源，不得而知。但既有學術作理論基礎，其遠比白蓮教高明，則是必然的。太谷教的創始者，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星垣，字太谷，蔣逸雪的《老殘遊記考證》，說他「明陰陽奇賅，能煉氣辟谷」，道光初年在揚州，從遊者甚眾。高弟子兩人：一為李平山，字龍川，其學傳劉鶚；一即張積中，字石琴。張避地入山東，定居黃崖後，泰州學派即分南北兩支，北派即黃崖教。其內幕據蔣逸雪考證是如此：

　　同治二年，撚軍竄魯，積中率其徒眾，築堡壘，購火器，密事防禦，遠近來者逾千家。

　　黃崖地本偏僻，荒落少人煙。積中來後，數年成市，群呼「七先生」，且有「聖人」者。置文學房，待賓客。設武備房，講守禦。更建祭祀堂，以敬禮神聖。著《指南針》以示規範。五日一開講，聽者袒右臂。年一祭天，夜深參拜，禮節繁重，二甥女素馨、蓉裳（一說素馨為其孫媳）盛裝捧劍左右侍，香霧彌漫，燭光沖天，數十里外見之，皆曰：「張聖人祭天矣。」積中精符籙術數，占風角雨候多驗，黨徒所布，自肥城之孝裡鋪，濟南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及安丘濰縣諸處，皆辟市肆，取名泰運、泰通、泰來、泰祥、泰亨等號。千里之外，指揮使令，脈絡貫通。紳民只知有張七先生，而不知有地方官吏，威望竟如此。

　　語云：「庶人無罪，懷璧其罪。」張積中的威望超過地方官，則其行為非地方官所能節制，這是任何政治體制之下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況且從他的宗教儀式以及廣設市肆，建立經濟基礎及情報網的情形來看，難保並無異謀，而拒絕到濟南向官方去作解釋，更不無情虛之嫌。是故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閻敬銘派兵剿辦，也是必要的。但派出去的兵比土匪還壞，則閻敬銘不能不負責任。

　　《老殘遊記》第九章，申子平與璵姑論道，轉述黃龍子的話，即為泰州學派宗旨的演義。其言如此：

　　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子，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

　　凡道總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裡子。道裡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個髻，使人一望而知，哪是和尚，哪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發，著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所以這道面子有分別，那道裡子實是一樣的。

　　另有六首絕詩，亦就是強調「道面子有分別，道裡子是一樣的」。這六首詩是：

　　曾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玄篇。
　　光陰荏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其一）

　　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
　　刹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其二）

　　情天欲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
　　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其三）

　　石破天驚一鶴飛，漫漫黑夜五更雞。
　　自從三宿空桑後，下見人間有是非。（其四）

　　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蟲百卉互相吹。
　　偷來鷲嶺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其五）

　　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
　　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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