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傳(69)_高陽

六九

　　▼整肅帝黨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諭：

　　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夙夜無違，仰蒙慈訓盈拳，大而軍國機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學無術之徒，妄事揣摩，輒於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即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當時本欲即行治罪，因值軍務方棘，深恐有損聖懷，是以隱忍未發，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左侍郎長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此猶從輕辦理，嗣後內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嘗試者，朕必加以重罪。爾諸臣當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成孝治，朕有厚望矣。

　　這是慈箱整肅帝黨的開始，亦為對翁同龢的轚重警告。據翁同龢日記，曾經力爭：

　　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沒有人敢爾當嚴譴也。

　　可知慈禧原意，尚欲從重。上論出於翁同龢手筆，罪狀追溯及於上年，則為有意諱飾。據黃秋岳「花隨人聖盦摭憶」引吳介清所記云：

　　長石農能文善書，與清秋浦總憲銳，均為翻譯界出色人物。任右翼總兵時，年僅二十八、九歲，短小精幹，英爽俊偉。陛見日，奏對稱旨，聖眷因之日隆。甲午事起，失利日聞，不得已起用恭王督辦軍務，特簡長隨同辦事。一日因某事與王爭執，抗辯不少屈。退出後，王顧左右曰：「後生可畏，聖上喜用青年，吾輩暮氣日沉，不足任重致遠矣。」不意進銳退速，乙未十月竟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與吾鄉汪柳門先生同日罷黜。

　　長麟字石農，滿洲鑲藍旗人，清朝「館選錄」，列之為光緒六年庚辰科翰林；是科會試由翁同龢主持，且因與汪鳴鑾同邀罷黜之故，多認為長麟是翁同龢門下，實乃誤會。長麟是繙譯進士膺館選，清文的造詣甚深。由吳介清所記，可知長麟之入督辦軍務處，乃由恭王所援引，與翁同龢無涉。吳介清又記：

　　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閣大堂，恭讀硃諭，汪讀至賠款兩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痛哭失聲。自是嬰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明。

　　宣讀硃諭，事在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翁同龢是日奉派貢士覆試閱卷，未到內閣，但軍機先已閱過硃諭，由軍機章京攜交內閣，並傳諭：「不得抄錄攜出」，故東華錄所載上諭，並非硃筆。不過，話雖如此，還是有人抄錄傳出，「緣督廬日記」云：

　　四月十七日：和約定議，六部九卿科道赴內閣閱硃諭，佩鶴歸錄一通見示，大旨謂「瀋陽陵寢重地，京師宗社有關，慈闈頤養，徒御有驚，藐躬何堪？自問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天下臣民，皆當共諒」。

　　德宗此硃諭，實有自辯之意；亦即隱然謂國事至今日，太后應負責任。故作此宣示，其拂慈禧之意可想；而勸德宗出以此舉者，當為珍妃。黃秋岳引錄吳介清所記後云：

　　案吳所言，校以史乘及其他筆記，似極可置信。就前後情節觀之，汪長必為珍妃被黜進言，以為應復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觸上怒。而此事又不便明言，故以「離間宮庭，不知大體」八字，籠統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門有借此求去之隱衷，長石農則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淪謫不復起，則緣德宗始終抑鬱，故帝黨一蹶不振也。

　　分析汪、長獲咎之由，相當正確。但所「觸怒」者，非德宗而為慈禧，因令德宗嚴辦，甚至有流配的指示。德宗仰體親心，嚴譴汪、長，但違心之舉，並非毫無所得。

　　德宗的收穫是，「下孝」換來「上慈」，珍瑾二妃由慈禧降諭，恢復原有位號。兩妃被貶，曾有「明發」，復號則無上諭，甚至翁同龢亦至汪、長獲譴之第三日，始悉其事。是日日記，末綴一筆：

　　本月十五日，敬事房傳知禮部：珍瑾二妃，俱奉懿旨，先復位號。

　　是則珍、瑾復號在先，汪、長獲咎在後，黃秋岳推斷「汪長必為珍妃被黜進言，以為應復其位」，顯然錯誤。但兩事並非毫無關聯，「十朝詩乘」記其中的內幕，則又牽涉翁同龢；所記如此：

　　相傳妃貶後，尋復位號，德宗喜甚詣謝，母子歡然，太后曰：「帝近來甚盡孝，果如是，余復何說？其從前疏閡，必有人間之，盍言其人！」意謂常熟也。德宗不忍舉常熟，又無以塞慈意，適前日召見侍郎長麟、汪鳴鑾，因以二人對。長汪遂以離間兩宮斥譴。召對時固未及此，亦無由自剖。然上倚常熟甚重，遇事仍就諮，蓋拂慈聖意。

　　此記前半段可信。以當時文獻規制考之，作為宦官行政機構的敬事房，逕得與內務府直接打交道；即令逕傳懿旨，亦必傳知軍機，不可能傳知禮部。禮部衙門在宮外；且太后懿旨不會傳知司官，傳知堂官則軍機大臣李鴻藻即為禮部尚書，李與翁同值，豈有李知而翁不知之理？

　　於此可以推斷，珍瑾復位在長汪被黜之前，或者初有此議，或者口頭已有指示，尚未定局，慈禧即以此為餌，誘使德宗自排慈禧所厭惡之人。但如謂慈禧意在翁同龢則恐未必，因為翁師傅每勸帝將順太后之意，此則內廷無有不知者。

　　汪長之為無妄之災，大致可以確定。如翁同龢十月十七日記汪鳴鑾「意甚坦然」，言其遭橫禍後之修養；年餘後長麟母喪，翁闻龢致賻白銀百兩，兩記其事，皆言「閔其窮也」。意示長麟被黜，非與己有關而藉此補咎。

　　然則慈禧希望德宗自排者，究係何人？細考之應為文廷式。

　　文廷式之必遭廢棄，實為意料中事，因為他有太多的自取之咎；其最為人所詬病者，是私生活的不合倫常道義。劉體智所著「異辭錄」，有一條云：

　　于晦若侍郎、文芸閣學士、梁星海京卿，少時至京，居同寓，臥同一土炕，人心與其面皆不相同，雖圖髗方趾，而大小各別，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無不合。人情無不妒，三人中惟學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稱「天閹」，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儘以恣學士一人之淫樂而無悔。及得交志伯愚將軍，蓋稱莫逆；將軍非惟嗜好與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謂奇事。聞學士曾得一房中藥方，治暗疾有奇驗，以與將軍，一試而獲同等之效，再試則不驗矣。侍郎夫人、京卿夫人居學士家，蓋三人者皆文學侍從之臣，「禮教非為吾輩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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