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五章在常德一(5)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一(5)

　　還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書一下。

　　一九一〇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參謀長劉郁芬和我談話，偶爾說起有一位同學住在他家裡養病。那人姓劉，是我的親戚。我恐怕住在他家裡，或者不大方便，就請他到我的寓所中來住。

　　那位劉君患的是一種神經病，原先住在漢口時，曾跳過一次樓，摸過一次火盆，但病時發時愈，好的時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發作了，我請羅大夫給他診治。羅大夫是美國人，中國名字叫做羅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東門開著一個廣德醫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識。官兵中患了什麼疑難的病，都到羅大夫處就醫。羅為人極和藹，醫術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認識他的無不親熱他、信服他。我先叫趙登禹去雇轎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羅大夫那裡住院。等轎子雇來了，劉君卻死也不肯去，說怕人家笑他有病（這正是他神經病的徵象）。我趕忙安慰他說：「那就不住醫院吧，我去請羅大夫來給你看。」

　　羅大夫請來了，我陪著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樓上，和我的臥房緊鄰著。我們一進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來，勸了半天，才把他勸出來。羅大夫診察了一回，和他說：

　　「你這病不要緊，只要多多運動身體，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極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飯，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頭聽著，倒也很好。我陪著羅大夫出來，說了一些閒話。又談到病人身上來。我問這病究竟如何。羅說：「最要緊的是多活動，但怕他不願意常常出去運動。最好要他做柔軟體操，每天要他做幾次。」

　　說著就站起來給我做柔軟操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要求羅大夫當面教給病人。於是又到病人房裡，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麼勸也不肯出來，好容易才勉強把他拉出來，扭著脖子，非常生氣的樣子。羅大夫和他說：

　　「你不能生氣，若是生氣，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給你做柔軟操，你每天多做幾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說，一面比著姿勢給他看。不料就在這時，病人不知從哪裡掏出一支手槍，說時遲，那時快，他手指發動機關，啪的一聲，就把羅大夫打倒。我連忙去抓他，對我又是一槍，把我左手打傷，肩亦中一彈，幾個傳事兵一擁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繩子捆起來。

　　一邊連忙看羅大夫，一彈正中他的左腮，從右邊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請了羅太太來，只因傷勢過重，抬回醫院，當天午後，就謝世了。我的傷勢幸而很輕，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始愈。

　　這事發生後，一般人都認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種種揣測。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羅太太于無限哀痛之餘，仍每天給那瘋子看病，一直診察了三四個星期，從不間斷。她說她要繼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罷休，治病就是醫生終身的事業，她對人家說：「無論從哪一點看，那瘋子不是故意殺人的。」

　　不久，美國駐長沙的領事，也來信調查真相，主張追究，要求賠款。羅太太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議，關於美領事的辦法竭力反對。她說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認定犧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職，談不上要求賠償的話。若真是這麼辦，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當時著手料理。先把瘋子送往北京，然後找羅太太商議撫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濟人的基督教義，堅決拒絕我的提議。但我無論如何心裡不能安，他們的孩子還在美國上學，贍養教育之資，我總得盡些力。於是籌措了八千元，交請羅太太作為孩子的教育費。羅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錢直接寄到美國，托我一位朋友，交給羅公子。不想過了幾個月，羅公子又把錢寄回，並附有一信，說：「父親為職犧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願。對於幫助學費的好意，只有心領，謝謝。因為我已發過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讀書，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務請你允許我成就這個志願。將來我學有成就，仍來中國服務，以繼我父親的遺志。」

　　我讀著這封信，敬佩得幾乎下淚。那時他在學校讀書，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籌學費的。

　　這筆款子，羅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堅持不受，我心裡老吊著一塊沉重的石頭，總想不起適當的辦法來表示我對於這位慘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屬的歉意。後來我用那錢建造了一座行營禮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紀念羅大夫不朽的精神。

　　羅太太後來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辦的醫院中為護士長，我曾屢次去看她，時年已七十多歲，身體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與羅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見面，說他的兄弟已經畢業，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大夫墓上致祭，並且建立一塊墓石，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以垂永久。讀者看了這一段書，我想應當沒有不歎息感動的。我以為像羅太太和她公子的這種博愛為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羅太太在她丈夫慘死之後的極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擊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這種高度理智與高度道德的涵養，決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們中國，我還不能想像著有這樣的婦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會的指摘，以為違反禮教與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著做工服役苦讀，而把我匯給他的錢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進，不受人助，這種志氣和精神，在中國少年中，也是不多見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這個關係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之處太深太大。我們必當從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這一段書就不算白寫了。

　　在這裡，我要追述一點關於我和基督教接觸的事。有一個時期，人家都稱我為「基督將軍」。但是讀者必定還記得，當我十二歲剛剛入伍當兵的時候，保定府發生大瘟疫，我們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滿城放空槍，說是驅打瘟疫，此時我即曾和夥伴們在一起，用來福槍打過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門匾上打成一塊塊的白痕。後來亦常到福音堂聽講，也不懂講的什麼。一次，聽說到「打你右臉，連左臉也給他打」、「脫你外衣，連內衣也脫給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聽講的弟兄們，把教堂中的桌子抬著就走。問我們幹什麼，我們就說：「你不用問，你應當連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胡說八道的東西！」那時教會中的味兒，總使我覺得不順眼，不入耳，不時跑去搗亂。

　　光緒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瘡，到北京崇文門醫院醫治。一位陸慎典大夫和兩位英國人為我診治。不久病好，我說謝謝他們。他們說：「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這話我覺得極奇怪。及至新民府，當地有許多教堂，並在空地上搭一大棚，專為傳道之用。講道時，常請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點。一次一位童顏鶴髮的老先生主講，講題是「在新民」，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穌教義，深入淺出，很有功夫。

　　到了民國元年，我在北京平則門舊火藥庫駐防，有一次朋友約我到崇文門內一座耶穌堂聽講，主講是一位新來中國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譯。講了一番博愛利他的道理，留給我很好的印象。從此，我有空即去聽講，漸漸發生了興味。耶穌為了傳佈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和教友們接觸久長了，逐漸明白他們的生活情形，有幾點深深打動了我的心。那些教友們，第一，無一個抽大煙的；第二，他們的子弟無論貧富，都能讀書；第三，他們都有相當的事業，從無遊手好閒者；第四，婦女沒有纏足的。就這只簡單的幾點，使我非常羡慕。那時我想，全中國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國家必定慢慢地有辦法，社會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對基督教的態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來我到耶穌堂聽講，是偶然的，無意的，漸漸我就一變偶然而為經常，一變無意而為有心。為要進一層瞭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開始讀《聖經》。初時不能入心，耐著性子慢慢研究，隨後又入查經班，在劉芳牧師家，常常查經；接著我就在北京美以美會領洗。但是真正能查經，還是到常德後才開始的，這時也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

　　《聖經》上許多教訓使我覺得深可寶貴，比如：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我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冷了，你們不給我衣穿；我在風裡雨裡，你們不給我住。你們是有罪的人。門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穌道，你們只要對我的一個小兄弟如此，就是對我如此了。和我們儒家所說的「己饑己溺」的仁愛之道一樣。又如「駱駝穿針眼」的比譬，「只能殺我身體，不能殺我靈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訓，以及許多「愛人如己，舍己濟人」的教義，都使我深受感動。我認為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若將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地宣傳，必受絕大效益。故即規定做禮拜為軍中精神訓練的方法之一。每至禮拜日，即集合全體官兵，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以後又組織一個車輪講演團，向士兵佈道。有人問我：「你真信奉上帝嗎？」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學。」

　　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有些人以為我不祈禱，不做禮拜，就說我不過是個掛名兒的基督徒，我倒不欲計較。有人說，外國人在中國傳教，意在使中國人民受其麻醉，他們完全是以宗教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這話的真確性如何，我還不敢一口說定，但外國的傳教士，有好的，也確實有壞的。那種壞的不能奉行基督教義，不明白中國情形，有意無意地假其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或仗著教會勢力，在中國做種種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對之起絕大惡感，確是常見的事實。鹹同間的教案，庚子年的義和團事變，大部分應該這種教士和教友負責。我在常德期間，雖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但我對於傳教士或教友還是一律以法以理繩之，決不寬容庇護。一天，一位英國教友到常德，帶著他的行李進城。守城的士兵要檢查他的行李，他卻拒絕檢查。士兵說，這是奉的命令，非檢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氣，說道：

　　「我在中國，到哪裡也不讓檢查，難道你這裡不是中國地方嗎？」

　　那士兵笑道：「這不是生氣的事。在別處不讓檢查也許可以，這裡可不行。我和你沒有仇，你和我也沒有恨。我要檢查是執行命令，不是隨便可以通融的。我檢查完了，若是開罪了你，那時請你吃飯，給你平氣也可以。但現在，檢查還是要檢查。」

　　那外國人也只好笑了，聽他把行李箱子打開來檢查。查畢，他來謁見我，說：「你的兵真厲害，也不和我生氣，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執行他的命令。」雖是這樣說著，但還是很生氣，好像受了侮辱一樣。我說：「難道你們國家不講法律嗎？難道你們軍隊不奉行命令嗎？」他也就沒有話回答。後來他把這事寫在一篇通訊稿裡，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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