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鄭州會師前後(4)

第三十七章鄭州會師前後(4)

　　由於城中街市的不清潔，急要提倡掃除，以重衛生。此事得各方面贊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贊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馬。我們倆同抬垃圾筐，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地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我的希望是能將街上垃圾污穢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為有用，一舉兩得，並人人經常辦此。可是後來看見臭水溝和店鋪裡後院，依舊污穢堆積，並未因此而保持長久的清潔。這也許是我們計劃不周，辦法不好，也許是我國社會積習太深，不易革新的緣故。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餓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則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與于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將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將昔日第十師義地擴大範圍，將國民聯軍此回因守城及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事。以後每逢紀念日，即往祭祀；清明節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建一大碑，說明西安解圍的經過。本來還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價亦已講好，只以經濟拮据，軍事亦太緊張，終未得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師的老同學。在五原誓師的時候，醫藥方面過於缺乏，浦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願自備盤纏並攜醫藥器物，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義之舉，我極表歡迎，當即電約。及至胡先生趕到包頭，不巧正碰上張作霖對韓複榘「送客」的時候。他人地生疏，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結果把所攜醫學器具，完全丟光，長途步行，來到西安。因為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即患傷寒病，熱度極高，鼻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總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個偉大的醫生，他為獻身革命，效忠祖國，不惜破家蕩產，萬里繞道相投，不為名，不為利，定要和我們一塊兒來受罪。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猶力疾每日為官兵診病，及至病得沉重時候，日夜囈語，仍是掛念著官兵的傷病，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能為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為雲南護國軍營長，速成三班學生。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于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來真是對不起他。

　　有張鳳翽者，民三時我過此，他正為陝西督軍，曾為陝西議員，是一位老革命黨。這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高等顧問名義，希望他可以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數日，即不辭而別（某日約同閱兵，找之已走），潛赴山西運城。我想定是受政客們的挑撥，以我們這裡為太左太紅，背地裡拿話恫嚇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誠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無法向他解釋。

　　甘肅省黨部一面和當地的軍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們自己內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謂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搗亂，糾紛層出不窮。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唯有下工夫為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回；又把乙方請來，談一回，總是勸他們消釋偏見，以大局為重。有的還以我的話為然，有的則當著面就和我辯駁起來，說什麼鬥爭到底決不妥協的話。我說對敵人應當鬥爭到底，不能妥協，對自己人為什麼不可以讓步？他們把原則完全用錯了，徒為意氣之爭，然而他們總不悔悟。

　　隨著軍事的進展，黨派的糾紛，已經普遍地從內部的醞釀，而日益表面化。當我離開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漢方面來電，說他們發現西安共產黨部發出的宣言，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並不知道西安有所謂共產黨省黨部，很覺得納罕。把省黨部的負責人請來問問，他們也不知道。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堅是共產黨，于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個剛上跳板的國民黨。黨部裡面種種明爭暗鬥，我雖不明白其錯綜複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時時刻刻以此為憂。不久省黨部與所謂西安共產黨部，各發宣言，都說得亂七八糟。我一再地勸告，我說中央並沒有叫我們這樣做，若鬧出事來，該誰負責？我以為黨員的行動，應以中央的命令為準繩，中央無此命令，而輕舉妄動，自起糾紛，即無異替軍閥們做了工作。

　　一天，又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國際歌》。青年們到外國一趟，即將其所見聞的新奇東西搬回本國來，卻不問于中國是否適合。英美留學生搬了些瓷盆、瓷馬桶、鋼琴、沙發回來，蘇俄留學生搬不著這些物質的享用，即把《國際歌》之類搬來。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和我說道：「我是第三國際代表，我來中國，上面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階級鬥爭，亦與第三國際無關。」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實真相，禁唱此類歌曲，免得對他起誤會。人家真正第三國際的代表對我們的革命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一知半解的青年，卻定要那個幹法，烏斯馬諾夫的話，我極其佩服。我將這番意思一再地告訴大家，但也無效。

　　在潼關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蔣的口號，同時街上也貼滿此種標語。最先提出這口號的是唐孟瀟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口才頗佳。他長篇大論講演，言辭富於煽動力，許多朋友都從而附和。我總覺得不是味道。剛剛還是一致擁蔣，轉過臉來，就是倒蔣，到底是怎麼回事？再說，目前正是軍事緊急的時期，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所有力量，都當集中於此，不容分化。現在孫、張、吳、褚之類還保有著他們的實力。奉軍在平漢、隴海線張牙舞爪，急圖捲土重來。

　　我們的境況如此之困，反動勢力尚是如此強大，我們革命陣容內兢兢業業、團結一致，猶虞不足，豈容再有分裂？於是我和他們說：「我和蔣先生，不如你們和他的關係深，歷史久；但你們昨天還是擁護蔣總司令，今日忽又翻臉要打倒他，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們說出了道理，我也贊成，否則，你們打倒他去，我還是照常幹我的。」同時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與劉伯堅等力爭。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見我們態度如此，沒有再開口，不久就走了。

　　國共分家開始了，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也雷厲風行地展開了。這事波動到我們這邊，人人都感惶惑與不安。比如黃少谷，原是李大釗先生介紹來我處的，他就極力表明，說自己雖是李所介紹，但並不是共產黨，請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軍中當聽主官的話，不可隨人做主，也不要輕聽謠言，自己擾亂自己。此事關係太大，萬不可輕舉妄動，我們必得明白了底細，而後再作區處。如此三翻四覆地說，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時我正住在潼關，指揮前方軍事，並檢閱陸續開拔的部隊。一日在野外對部隊講話，我力說此時大家當精誠團結，萬不可自己搗亂云云。散後我即回文廟中批閱文電。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在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裡講演，對我剛才野外講話的意思大發議論，有幾句話刺進我的耳朵，他說：

　　「我們是一致要求倒蔣。可是有一個人現在庇護他。在今天，庇護他的就是軍閥，就是反動……」

　　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他還繼續講他的，肆意詆毀，熱心和勇氣真是有的，他說：

　　「我們定要倒蔣，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動；我們就連他一塊兒打倒！」

　　我忍不住地說道：「我已經一再地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你現在又說這些話做什麼？你要倒蔣，你倒你的去，我們還不到時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頂起來，還滿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調，說我不應當以自己的地位，來「專制」「高壓」云云。我以為軍中紀律必不可破壞，當即令人予以逮捕。後來劉伯堅等向我說好話，方把他釋放。這樣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麼叫做軍隊的紀律，什麼叫革命的紀律，完全憑著血氣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識，胡沖亂闖。真使我難過痛心。翌日在文廟外空場中舉行朝會，官兵以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都在場，我於講話時節著重於解釋所謂「平等」兩字的意思。我說：

　　「一個兵身高四尺，另一個兵高有五尺，是否應當截長補短，以求平等？（有些兵們不明白意思答曰「應當」！）騎兵騎馬，步兵步行，輜重兵還要擔馱東西，你說怎麼辦？是不是應該把馬賣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該騎馬，以求平等？（兵們也答「對的」！）長官用腦，日夜策劃，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說怎麼辦？是應該都用腦策劃，是應該都要休息？職責所司不同，團體必有紀律，革命不是作亂，不可以平等之類名詞挑撥感情，不然，什麼也不要想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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