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類稿補遺雜文七篇

補遺雜文七篇

　　號令辨

　　令必行，則民信上而尊其令，令二三則反此。天下之所以歸其上者，以令行也。今也，朝與一事焉，暮或奪之，暮奪一事焉，或不越宿而與之。二三孰甚焉？使民亦所從而守之耶？又不務實也，故令發於朝，出於市，布於野，民則曰：「非必行也，非可信也。」脫然去之而莫顧，已而果不行不信也。是不獨道民二也，又滋之使易其上也。所以使民能一其歸者幾何？其不損焉，行之乎久，得無失執重以召敗耶，然則如之何？曰：要之議於朝也，稽其本末，審其利害，為可久之意焉，如斯而已，可也。〈《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四〉

　　時俗辨

　　時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勢之治亂也，然而舉天下之務者，惟利而已。凶年野無其青草而租賦取盈也，徙人殺人以錮山澤之貨，與稅與酒而猶曰不嚴也。民之饉而死者相比，而不肯發義倉一粒，雖發常平之倉，鬥不五十則六十其價也，強之輸絹而曰和買，不更其價而曰折發，變纖悉之財皆計而爭之，如此者以為利上也，無貴賤，無智愚，拘拘然窮身力而行之，猶恐不暨焉。曰複流亡，曰弛歲斂，曰勸耕殖，曰興水利，如此者皆益民也，雖詔書丁寧，皆使其文而已，莫有一綴一心者焉，況窮身力而行之也？此非其性工於利上而專於疾民也，以利者有司之所甚急，民者有司所甚忽也。成俗幾百年，所以百姓未厚而仁政未興也。為時之計者，安得不損天下之浮費而下求其利之術焉？既然矣，則官者庶幾憂其本、愛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舉也，先王之所以為天下者，歸然而已矣。或曰：費不可損也已。而曰：布冠弋綈，丁時之匱也，有安之者，所以致足也，況其過於彼者乎？推是以在己也，至於他費，有不可損邪？〈同上〉

　　論貧

　　古者有常農無常兵，今也有常兵無常農，兵日以愈蕃，農日以愈貧，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舉天下之地連千畝而不耕者何數？舉天下之民投為兵者相望焉。莫若始今募兵者比而田，因弛舊兵也。或曰：何謂也？舊兵之享利也多，而病於政甚矣。惠養戒馭少不至焉，輒怨且戾不可止；不持一物而從出入，往往有怠色；以之值敵焉，則懼而潰；使之田與，廢之不可也。識其敝之所以然且存之，害不有大於此者耶？莫若擇曠田，募今投而為兵者伍而耕，暇而隸武，遞入而衛，舊兵之耗也勿完焉？如斯而已矣。井甸田車之制未可複也，宜於今者非此歟？謀于廟，行於天下，不先此，吾不識其能為治也已。〈《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五〉

　　書虜事

　　妾之移人，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如知之，古今豈有敗哉？予嘗悲漢高帝之英偉絕特，光武之仁明，而至於愛惡於其子。以及魏武，忮險絕世，其心非複人也，至其且終，眷眷於所昵，與小夫懦豎無異。此二誼主、一暴臣，皆非常之人也，及蔽之來，雖英偉之量、仁明之器、忮險之性皆不能免，況中材乎？故曰：妾女之移人自至也。自至也者，人弗自知其身之至也，非信哉？及觀向之書虜事，則又知虜之陸梁，暴恣而蔽於帷帳之間，不能自知，死之日卒大亂其國，然後知妾女之禍，非特甚於中國也。籲，可畏哉！籲，可畏哉！〈同上〉

　　書與客言

　　居十日，求文於某者四人，義不克與也。客至曰：「盍與之？不然，子其戒，毀且至矣。」應之曰：「與非義，吾不敢違義也。雖然，君子者未嘗不戒也，毀何患？」「吾聞君子之不志於毀譽也久矣，其何以應之？」曰：「君子之于道德，力行不倦而已矣，內顧不愧而已矣。譽，惡乎喜而慕；毀，惡乎懼而避。古之人如呂尚者，觀其成功，其道德可知也。方其渭水于漁，自修於己而已耳，天下之不己知無以為也。蓋嘗窮困且老矣，及周之逢，而天下乃克知其懿。由是觀之，其自守如何也？力行不倦而已矣，內顧不愧而已矣，其不志於毀譽也，以此。」曰：「彼自守其如是也，孔孟何以不如彼？」應之曰：「子以孔孟之汲汲於行其道為其自守歟？孔子拒王孫賈，而孟子亦不枉尺以直尋，夫不自守乎哉？君子者未嘗不自守也。」「然則彼何以不汲汲於行其道也？」應之曰：「彼有文王以為之歸也，何汲汲哉？卒武王之相而東也，非汲汲哉，惟其時而已矣。」「然則士奚師？」「師孔孟與，彼之自守而為其所汲汲可；師所汲汲而不為孔孟與，彼之自守其可哉？」客曰：「然。盍書之？」遂書。〈同上〉

　　書唐歐陽詹集

　　韓愈作《歐陽生詹哀辭》，其序曰：「讀其書，知其於仁孝最隆也。」餘觀其《出門》、《懷歸》等賦，思曰：愈之所稱，豈謂此耶？又觀其《陶器銘》、《駑驥》詩等，則悲生之志焉。至《棧道銘》，觀其鑄金蒸雲之諭，至《珍詳論》，觀其反復風諭，則又知生之尤魁怪于文，而其材果奇也。最後觀其《自明誠論》，卒曰：「知之者知之。」知之者知之，知生於此甚自負。其說三四，觀之而其說皆不出於舊。生卒無己見者，不知生於此何其自大也。

　　則又思余舅氏吳君，嘗論斥生之所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之者為非，是明誠之非為長生、為卿，非尹喜、公孫、子房、商君之所能至，其理較然，舅氏之論無疑矣。此於生為一失，于舅氏非其意，所極也與。生材高下如何，故不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從事於明誠，可謂知所守矣。其不溺而趨於為長生、為卿、為子房之譎、商君之刻薄可必也，則其材亦誠卓然可畏者也。惜乎死矣，不得見其施之於行事，而其論與其集今皆亡，使其有補於生與，後世者獨餘知之，而世不得盡知也。故書於生集之末，以見其意焉。

　　舅氏臨川人，諱迥，字明遠，死時年三十四。〈同上〉

　　講周禮疏

　　《周禮》之書於漢最晚出，劉歆以為聖人之跡，世亦皆以為然。然其有難合者，則自漢之學士往往疑之。余觀其大法，成天之下務者，不能改也，非出於聖人，豈能如是哉？而班固稱孟子之言，以謂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余考於《書》之《武成》，與《孟子》所稱周之爵祿之法，則皆與今《周禮》異，豈其亦有所損益者邪？又觀其反復其文，至數萬餘言，上下亦已廣矣。其中或一事散於數篇，一篇散於數職，而用意之密若答符然，其思慮豈不誠深矣哉？其書如此，注義又數十萬言，非深考而精通者，不得其終始之詳，數制之要，則未可以傳之人，而學者不得人之傳，則亦未可以進於此。南城王君補之，於此書深考而精通者也。今歲之冬，可以群居，餘欲共過此，而與州之君子者相從聽其口講，觀其指畫，以釋所未寤，不識其可乎？茍不以為否者，各著其名氏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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