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類稿補遺雜論二篇

補遺雜論二篇

　　為治論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則其體雖大，四海九州雖廣，其治不難至也。不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則雖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則雖有篤好之能，至與兩者之皆廢。則其體雖小，其去人雖近，有不能集於治者。

　　或謂：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餘歲，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車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儷皮之聘，然後為治也。複農于田，複士於學，複官於職，複兵於耕，複佛老於無，以正民之業，制禮節用以養民之財，修仁義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過乎此。而因今之器，順今之變以行之，歸之乎不失其所為之本，不務其末而已，時之相去雖萬歲可行也。

　　楚漢陳隋之際，天下爭于戰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廢孰有甚於此時？而文帝、太宗能養之以少求廣愛之思，誘之以自然之勢，則數歲之間，耕者有餘食，然則農非不可複于田也。

　　秦既焚書冊，絀禮義，絕天下之學，未有酷於此時，而漢武以來立學校，專之以經，勵之以行，其制未可謂備也。其中間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漸漬，至於東漢之日，懷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學而出，然則士非不可以複於學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稱其任，人才之不見，未有甚於此時也。及漢、唐受命，高祖、太宗設百職之員，充其選者皆向時之士，非借才於異世也。用變業而示之，則人人自奮，爭出其才，求將相則得將相，求百執事則得百執事之才，欲除敝則敝革，欲修政則政舉，無求而不得，無為而不成。由是觀之，顧所以厲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漢武之末，綱紀大壞矣，官之耗亂未有甚於此時也。及宣帝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公卿百官皆稱其職，然則官非不可複其職而使也。

　　隋唐之際，無井田之法千有餘歲，兵之易農未有久於此時。天寶之後，將立於軍二百餘年。而至周，天子又軍中之所立。天下之勢劫於兵之驕，患於兵之不可用，未有極於此時。而太宗能開府設衛，則兵歸於田。世宗能誅其奔軍之將，則行師四方無不如其意者。然則兵非不可複於耕而使也。

　　武宗之時，佛入中國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戶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帶而為民者幾五十萬，曾無一人之阻，然則佛老非不可複於無也。

　　魏、唐之際，毛玠、楊綰之勢耳，然而變千歲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則何患乎制禮節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後，滅廉恥、捍文網，未有如此之熟爛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變之，則人人自厚，大臣至恥言人過，百姓至不煩于刑，然則何患乎仁義之不可施、俗之不可變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擇之而未精，為之而未詳，然而亦各隨其小大深淺而如其計，見其效。茍有大有為之心，則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其說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設首功之科，驅人於敵場，非傷即死然，而士皆靡然樂鬥而喜戰，此豈徒畏法哉？以秦之篤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為治不改其業，不違其欲，所行者常禮，所為者常道，謹其節文而尊其行，養之以學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惻怛懇誠之心，其亦孰有不從而勸者乎？且民之生不見先王之法度，不聞其教而日習於今之俗，故不能無惡也。使皆粲然日見恭儉之節、仁義之施，曉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則亦何為而不率乎古之人？

　　得其時、推此道以行於天下者，唐、虞、禹、湯、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時，守此道以俟後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見，告後之人使取而則之者，六經是也。然而士之欲有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為者，何也？昔周之衰，諸子之徒散之諸侯，管、晏、孫、吳、申、商之徒是也。諸侯用之，或伯或強，儀、秦之說至傾覆也，亦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彼豈不效見於一時哉？然而孔子惡其小，曾子恥其卑，至於孟子，尤獨患之，何也？蓋以其非盡愛人之意，非極於治人之體，非醇於教人之法，非備於防人之具，為之以亟而見於事者陋，歐之以勢而強于民者薄，偷合于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導之方，則彼惡足以論乎？

　　今其為失固已明矣，非必過人之智而後知也。天下之士固盡學於孔子矣，而欲有為者複不能自信，此亦千歲以來學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學孔子者，讀書求治亂之際，未嘗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亂由後世之失也。欲有為于當世，莫若推其所學於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為治亂之故，其於公事最切，而于計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後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勢牽於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茍，一則僕僕焉而求進其說，一則樂其與之合而自小也。於是則寧貶道而隨其失，不從先王而從近世，至不勝其弊也。欲治人之所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違之，其為之以亟，其歐之以薄，舉其一，遺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異于諸子之為，又從而為說，曰近俗而易行者，尚無可奈何，安能以迂遠之道為？嗚呼！何其惑也。

　　夫所為者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謂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為此者有原講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為者，固不可以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則先王之法度，其說非高，其具甚易，何顧而為彼乎？孔子于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茍，孟子亦於其後守孔子之道而不茍。二子者，非不欲有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強通。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守之以終身，傳之以待後之學者，此二子之見所以異於眾也。

　　故閭巷之匠，規矩指畫不可以非，不可以茍作而妄從，雖不用於世，其法度猶存，其為技猶良者，天下之知為匠者也；規矩指畫既非矣，茍作而妄從矣，雖用於世，其法度已亡，其為技已卑者，天下之賤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茍者，天下之知為治者也，樂其與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賤士也。天下之知為治者，有不用則非在乎人；天下之賤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學聖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一〉

　　刑賞論

　　《書》記皋陶之說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釋者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則不必當罪；有細功者，其賞厚則不必當功。然所以為忠厚之至者，何以論之？

　　夫聖人之治也，自閨門、鄉黨至於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則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於遠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務，則有功者易以眾也。以聖神淵懿之德而為君於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為其公卿百官於下，以上下交修而盡天下之謀慮，以公聽並觀而盡天下之情偽。當是之時，人之有罪與功也，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跡，核其虛實以審其情，然後告之於朝而加其罰、出其賞焉，則其於得失豈有不盡也哉？然及其罪麗於罰、功麗於賞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謀慮非不通於天下之理，以其觀聽非不周於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盡於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為果有其通，與周與明而不敢以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過刑，則無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賞，則有功者不必酬也。於是其刑之也，甯薄而不敢使之過；其賞之也，寧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導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謂盡其心以愛人，盡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則能然乎？皋陶以是稱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當其罪；賞不必予予當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聖人之德至於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為三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則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於草木。漢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風俗亦歸厚焉。蓋其行之有深淺，而其見效有小大也，如此，《書》之意豈虛雲乎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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