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騎士(41)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一

　　▼後記

　　我在此卷《我們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寫於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們的共同之處是事件是非真實的，發生在久遠的時代和想像的國度中。由於這些共同的特點（儘管還有其他不相同的特點），人們認為，它們組成了，像通常所說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說寫完了，因為我不打算寫類似的新故事）。這給我提供了重讀它們和回答問題的好機會，迄今為止每當人們提出之後我避而不答的問題是：我為什麼寫這些故事？我想說什麼？我實際上說了些什麼？這種類型的敘事在當今文學中有什麼意義？

　　我，起初，寫過一些當時所謂「新現實主義」的故事。也就是說，我講述了一些不是發生在我身上而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說是想像發生過或可能發生的），如通常所說，這些人是「人民」大眾，但總是一些有點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會過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夠只通過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行為來加以描寫。我寫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時我想表達的是某種突破，某種寫法。我喜歡故事發生在戶外，在公共場所，如在車站，許多人際關係在那裡產生於偶然相遇的人們之間；心理學說、內心世界、室內場景、家庭、風俗、社會（尤其是上流社會），我對這些不感興趣，也許從那時起我不曾有過大的改變。

　　我毫不經意地用遊擊隊員的故事開始寫作：結果很成功，因為這些故事是歷險記，充滿搏鬥廝殺，槍林彈雨，有一點兒殘酷也有一點吹噓，符合當時的精神，還運用了「懸念」，這在小說中像調味的鹽。在我於1946年寫的中篇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徑》中，我也大量地運用了新現實主義的生硬手法，而批評家們開始說我是「寓言式的」。我這是在賭博：我深知當講述無產者和八卦新聞時帶有寓言性是優點，而當講述城堡和天鵝時寓言性就不足以稱道了。

　　於是我嘗試寫別的新現實主義小說，以那些年裡的大眾生活為主題，可是我沒能寫好，將手稿留在了抽屜裡。倘若我採用一種歡快的語調述說，顯得假腔假調；現實更為複雜得多，任何風格的模仿終歸是裝腔作勢。倘若我使用一種更加深思熟慮和悲天憫人的語調，一切變得灰暗、憂傷，我就失去了那種屬於我的特徵，也就是對寫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個人這個事實的唯一證明。

　　是世道變調了：遊擊戰爭時期和戰後時期的散亂生活隨時間轉移而遠去，再也遇不見那些向你講述非凡經歷的非同尋常的人物，即或還能遇見，卻再也辨認不出他們的人和事了。現實步入各種軌道，表面上更正常，變成機構式的；如果不通過他們所在的機構很難判定人們所屬的階級；我也步入一種階層成為其中的一分子：那種大城市的知識分子，身著灰色套裝和白色襯衣。但是我想，歸咎於外部環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許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我是一個寫作過的人，像許多人一樣，被推進變革時期的浪潮；過後我的靈感就枯竭了。

　　於是，我懷著對自己和對一切都感到厭煩的情緒，作為個人消遣，於1951年開始寫《分成兩半的子爵》。我無意特別支持某一種文學觀念，也不想進行道德諷喻，或者狹義的政治諷喻，從來都不。當然我感覺到了，儘管不是很理解，那些年裡的氣氛。我們處於冷戰中心，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一種難以言表的不安，它們不具有看得見的形象，可是主宰著我們的心靈。於是，當我寫一個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時，我不僅在不自覺地宣洩那個特殊時期的壓抑感，而且還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動力；也就是說，我不是被動地接受消極的現實，而且能夠對其注入活力，頌揚，野性，簡約風格，強烈的樂觀主義，它們曾經屬於抵抗文學。

　　起步時我心裡只有這股動力，和一個故事，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一個形象。在我寫每個故事的起始之時，都有一個形象在我腦子裡轉動，不知是何時誕生的，而且跟隨我多年。這個形象逐漸在我頭腦裡發展成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時——兩個過程經常是平行而又獨立的—我相信這個故事蘊含某種意義。但是，當我動手寫作時，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輪廓，還處於空白狀態，只能在寫的過程中，一切事物最終各就各位。

　　那末，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從縱向劈為兩半的人，那兩半中的每一個都自行其事。一個士兵的故事，發生于一場現代戰爭？但是常見的表現主義諷刺作品被反復炒膩了：一場遠去時代的戰爭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開—不，一次炮擊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認為已經毀壞，後來卻又跳將出來。那末是土耳其人開的炮？對，奧地利—土耳其戰爭，十七世紀末期，埃烏傑尼奧親王，但是讓這一切都顯得影影綽綽，那時我對歷史小說不感興趣（現在依舊）。那好：一半活下來，另一半以後再出現。如何區別他們？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讓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惡，一種斯蒂文森式的對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裡世家》中的兩兄弟。故事就這樣完全按照合乎幾何邏輯的推理編織起來。而批評家們可能開始步入歧途：他們說我心裡想的是善與惡的問題。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沒有想過善與惡，一分鐘也沒有。正如一位畫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鮮明對比來突出某一種圖形，同樣地我採用了一種眾所周知的敘事的對立來突出我所感興趣的那個東西，這就是分裂。

　　現代人是分裂的、殘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敵對；馬克思稱之為「異化」，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古老的和諧狀態喪失了，人們渴望新的完整。這就是我有意置放於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學層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給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連貫機制良好運行，還有用詩意想像自由組合的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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