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46)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六

　　我搬去都靈，對我來說它是——當時也的確是——一個在勞工運動及思想風潮助陣下，優良傳統及美好未來兼容的城市。都靈既是「新秩序」的資深勞工參謀總部，也是在意大利文化中堅守精神、文明路線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在這兩者周圍活動的都是剛經歷過抗戰的年輕人，興致勃勃、精力充沛。我則是兩頭並進：一方面我與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往來密切，圈子裡都是意識形態、性情迥異，但面對歷史問題全心投入的人，無所不談，時時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及創作動態：同時我亦參與黨的生活——曾為《統一報》撰稿，還當過一段時間的編輯——所以認識不少「前輩」，那些曾經在葛蘭西身邊的人（我永遠記得卡蜜拉·拉維拉［Camilla Ravera］，從容爽朗，嚴肅中不失親切，是我們在矛盾的艱難現實中亟欲提倡、見其重生的政治文化知性與人性的典範：還有勞工領袖代表巴蒂斯塔·桑提亞［Battista Santhià］，馴於紀律及善等待的叛逆人物）。

　　我無意粉飾我政治意識養成期的最初幾年，假裝斯大林主義釀成的悲劇我們當時並未察覺。我正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分道揚鑣一事引起眾說紛紜，斯大林剷除黨內異己，名噪一時的莫斯科大審「自白」疑雲，蘇德條約簽訂的那段時間成為共產黨員的。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我的政治生涯開始之前，但仍是我們和左派非共產黨的朋友和敵人之間的熱門話題。我以「不可避免」為由說服自己接受其中一部分，有些我先「擱置」，期待能給自己較合理的解釋，有些我則相信只是暫時現象，非意識形態所能辯解，所以註定在不遠的將來被提出再討論（這個看法後來—起碼基本上—被證實無誤）。

　　我對所發生的事並非一無所知，不過，這些事件的涵義倒未必完全知曉。四五到四六年我之所以「入伍」左派青年主要是一股行動的欲望：那些步上我們後塵的—算五到十年之後吧—則是因為知的欲望：他們熟讀所有的經典之作及報紙文選，但在積極投入政治生涯上不如我們鍾情。

　　那個時候，種種矛盾嚇不倒我們，正好相反：意共那個龐雜組織的不同面向、語言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都是不同的誘因：「新的黨派」、「勞工階級專政」的口號銷聲匿跡，繼續聽到的是過時的意大利人民黨的激進聲音，一般策略上的勇於妥協為針對國際策略所喊出的冰冷口號所壓過。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找出一個各派系間清楚的辯證關係，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意志鬆懈、人云亦云，我們有討論不完的特定問題，往往欲罷不能，牽涉層面愈廣，只是我們有時候傾向「工運」，是嚴謹意識形態的鼓吹者，有時候傾向當策士，為自由主義助陣，視情況而定。

　　同樣地，意共領袖中兩位重要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互有高低：馬裡歐·蒙塔尼亞那（Mario Montagnana）及契勒斯特·內卡維勒（Celeste Negarville），今天都已辭世。二人皆出身勞工，有坎坷但可引以為榮的十二年逃亡、牢獄、流放經歷。蒙塔尼亞那及內卡維勒在思維、處事上的差異之大代表的幾乎是共產主義兩個相對立的精神。我與黨的關係正是在他們兩個人輪流的蔭庇下日漸密切起來的，我對他們的感情亦有所不同，曾經不無遺憾地，我也跟他們一一起過衝突：懷念他們之餘我發現自己尚與他們如此貼近，我想在這裡紀念他們兩個人。

　　馬裡歐·蒙塔尼亞那代表的是聖保羅鎮傳統勞工社區的革命精神，始終信守——常與黨的官方態度起衝突——以接近清教徒無可置喙的道德主義為基柱的強硬「工運」路線。是我為都靈《統一報》工作時的主編。年輕時即由工廠進入新聞界，加入葛蘭西的編輯陣容，成天腦中想的都是由工人、為工人而辦的報紙，可反映出勞工對諸事意見來自各單位、工廠的新聞。那個時候，工廠及大眾生活中許多東西跟他初入黨那幾年已相去甚遠，他咬緊牙根接受，但不與階級敵人妥協，不懈地努力將每一個狀況、每一種問題重新導向當時的無產階級文明理想境界，無論大小抗爭皆堅持到底，不畏犧牲，視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克己以求尊嚴與榮耀，需求尚在其次。

　　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同父子關係般緊張，或許正因為我們對彼此懷有父與子的敬與愛，而這一點卻變為不滿，他的惱恨在於看到我與他所期待的不同，我的懊惱在於讓他大失所望。他不是新派人物，但在對我們施以費盡心血保留下來的革命教育時，注入一股道德熱情，對人生價值的真實情感，使他的嚴峻作風避開了墨守成規的冷漠。

　　契勒斯特·內卡維勒跟他差十多歲（光復時他四十歲），已經代表了另一個時代。這位革命無產階級人士對那偉大的政治遊戲有他的貢獻，而且其從容不迫完全是最專業、最熟練的領導階級架式。據說羅馬光復那天，這位勞工出身、造過反、坐過牢、晉身為部長的英雄，以出人意料的紳士之姿出現，睿智、優雅、熱愛生命，還有他與群眾的關係，是他力量的來源。當我開始跟在他身邊，也就是說當他回到都靈時，他的輝煌時光已告落幕，隨之落幕的還有結合反法西斯力量發展國家民主的希望。

　　冷戰期間，在這樣一個採取強硬、對外隔絕政策的勞工都市中，他那公正不阿、開放的馬基雅維利原則，高高在上地使役群眾於股掌間，從不擔心平等、人民群眾問題，常遭我們年輕一輩的指責，說他犬儒、耍手段，沒有照顧到特定問題，缺少對真理及基礎司法的渴望。慢慢地我們才認識到他的政治觀點其實更廣，有遠見且現代，我們也開始比較瞭解他這個人，在苦悶外表，逐年加劇的疑神疑鬼，扮演放肆俗氣的反派角色，不願意接受年華老去的艾怨之外的那份敏銳。我們並未意識到黨內的派系鬥爭，只憑道德和精神準則來評斷人，一般黨員皆然：我們對個中奧妙所知有限，但我們轉而試圖瞭解現實中的人及常規之外的狀況，對培養觀察力和鑒賞力所做的這項努力並非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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