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55)_伊塔洛·卡爾維諾

五五

　　▼一九七八①

　　﹛① 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國家晚報》（Paese Sera），接受丹尼耶雷·得爾·朱迪契②訪問。（作者按）卡爾維諾在原稿上注明「未經修訂」。﹜
　　﹛② 丹尼耶雷·得爾·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1949-），意大利中生代作家。借筆下人物對當代文化中平常秩序不斷質疑，討論科學與文學的關係，試著賦予歐洲新面貌。以《影子離地飛翔》一書贏得維亞雷久文學獎。（譯者注）﹜

　　「偉大的秘密在於自我掩飾，逃避，混淆視聽。」這是在你稱為美麗新時代的六十年代對阿爾巴希諾（Alberto Arbasino）說的一句話。你成功了。以至於今天我們要問：卡爾維諾，你跟阿馬爾構一樣，在月亮上嗎？

　　月亮是在一定距離之外觀察地球的一個很好的觀測站。如何參與，但保持超然的適當距離正是《樹上的男爵》的問題。二十年過去了，我愈來愈不知道要把自己擺在主流思想行為網絡上什麼地方，別處又都難令人滿意，找不到落腳處。不過無論如何，我拒絕人云亦云，寧願繼續自己的「論述」，等待重新回到崗位上，如同一切有立場的事物。

　　「論述」，是你自己提出來的。現在你得解釋一下。

　　或許只是一定數字的「是」、「否」及很多的「但是」。沒錯，我是相信某個以社會藍圖為依歸的文學藍圖的最後一代。這兩者皆失敗了。我一生都在追認先前我認為「否」的論點的正當性。基本價值愈遭否決愈發恒久。

　　那個社會藍圖，你那一代的共產主義藍圖已經被炸毀了，同一雙手又繪了一幅新的。這新藍圖你贊成嗎？

　　對我而言勞工運動是工作及生產的一種倫理學，最近這十年被蒙上陰影。今天第一順位是存在主義的動因：人生在世皆有權利享受。這個上帝創造人類靈魂說我並不同意，我愛人，不是因為他們活著這麼簡單。生存的權利需要爭取，要讓這個權利站得住腳還得看你為他人付出了什麼。正因如此，我對今天結合了天主教民主黨救濟態度與青年抗議活動的那個「背景」保持距離。

　　你之前說到別處的不足。你的別處是什麼？

　　對許多作者來說，他們的主觀性是自給自足的。唯有發生在那裡的一切才有意義。連一個別處都不是，單純的活過就是整個世界。想想亨利·米勒。我很討厭浪費，所以很羨幕那些絕不浪費、善用一切的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弗裡斯（Max Frisch），周而復始的生活就是寫作不絕的靈感。我是覺得我的事別人不會有興趣。甚至面對我自己時，我都必須用非個人的東西賦予作品一個合理價值。或許因為我來自一個無宗教信仰且凡事講求科學的家庭，在那裡文明的體現是人與植物的共生。逃避那個道德約束，未盡小農資產階級本分，曾讓我有罪惡感。我的幻想世界還沒重要到可以自我合理化。一個整體藍圖是必要的。我年輕時曾有多年在讓文學和共產主義邏輯共存這個無解裡想破腦袋，並非無病呻吟。那是一個人為的問題。但總比沒有問題好，因為唯有面對一個待解的問題時，寫作才有意義。

　　你是想要某個讓你可以重新說「是」及「否」的東西嗎？回到開頭，你是想要計劃嗎？

　　每次我著手寫一本書，一定得用一個計劃、一個方案來為它正名。而我立即看到限制。於是我又在它旁邊加上另一個計劃，許多計劃，最後我就卡住了。每一次我得為待寫的書捏造一個作家來寫它，一個跟我，也跟其他我一眼就看出其局限性的作家不一樣的作家……

　　倘若被時代淘汰掉的也包括這個計劃觀念嗎？如果說由舊計劃到新計劃之間不是過渡，而是一個範疇的死亡呢？

　　你的假設很合理，很可能對預測的需求減少了，進入了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在那裡計劃這個觀念是不存在的。不過寫作的好處是過程中的喜悅，完成的滿足。如果這個喜悅能取代計劃的唯意志論，我發誓，別無奢求。

　　你寫作生涯初期一聲炮響，將梅達爾多子爵二分為好與壞。就當時的你來說（一九五一年），可能的分法則有很多：主體/客體，理性/虛構，維多裡尼對政治的呼籲「走上街頭」及往內心發展，為都靈《統一報》撰稿的卡爾維諾和那個已經走向中世紀想像世界的卡爾維諾。你一開始就失去的和諧，你找到了嗎？

　　沒錯，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或許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有這樣的內心掙扎。而追求和諧的欲望來自對內心掙扎的認知。不過偶然事件的和諧幻象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到其他層面尋找。就這樣我走向了宇宙。但這個宇宙是不存在的，縱使就科學角度而言。那只是無關個人意識，超越所有人類本位主義排他性，期望達到非擬人觀點的一個境域。在這升空過程中，我既無驚惶失措的快感，也未曾冥思。反倒興起一股對宇宙萬物的使命感。我們是以亞原子或前銀河系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環：我深信不移的是，承先啟後是我們行動和思想的責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組合，亦即我的作品，感受到的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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