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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愛的讀者:

  我在一九九六年為三部托馬斯·曼的傳記寫了評論。我瞭解他的作品,但在讀這些傳記以及曼的日記之前,我對他的個人生活知之甚少。我發現他一直在思考一種他得不到的性生活。托馬斯·曼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最有名望的德國人,也是六個孩子的父親。一九一二年《死於威尼斯》出版時,沒有人想到它來自真實的欲望和真實的事件,那發生在前一年他和妻子的威尼斯之行時。

  後來我讀了曼的妻子卡提婭所寫的回憶錄。在回憶錄中,她並不是長期受同性戀男人所苦的妻子,而是一個對丈夫了如指掌的人。她回憶了一九一一年旅居威尼斯期間,曼對酒店中一個客人的癡迷之情,她明確寫道,她的丈夫「把他從這個迷人的男孩身上得來的愉悅感,轉移給了阿申巴赫(小說主人公),並將之風格化為強烈的情感」。

  正如曼把他的生活運用到小說中,我也把我所瞭解的威尼斯的地點運用到我筆下的曼家夫婦之旅中。我把他們放在聖方濟會榮耀聖母教堂中,觀賞提香的《聖母升天圖》,然後帶他們去斯拉夫的聖喬治會堂,那裡掛著卡爾帕喬的畫。我讓曼站在我站過的空間裡。我用切實的回憶來支撐寫作。

  一九一一年托馬斯和卡提婭行走于威尼斯時,不可能預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希特勒的崛起、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於威尼斯》似乎對未來一無所知,但字裡行間我們能聽到一種病弱而優美的音樂、一種渴望感、一種腐朽的氣息,以及南北歐之間的鴻溝。這些要素都將在後來的悲劇中發揮作用,在這場悲劇中,世界以托馬斯和卡提婭無法想像的方式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科爾姆·托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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