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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他告訴他們,他摸著、嗅著她的衣服,從中得到慰藉,他沒有送走任何屬於她的東西。他說,他早晨寫作,然後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裡就想著她。在她死後,一切都不同了。

  他對托馬斯和卡提婭說,他收到了朋友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中說,在這個全世界共同經歷的可怕時代,她只想要一個通風的墳墓,一具柔軟的棺材,上面掛一盞閱讀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回憶。他說,他的感覺差不多,只除了回憶的部分。他想要他的回憶。

  托馬斯要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做一個講座,題目是《德國與德國人》,這是他在國會圖書館的職責之一。他並不指望總統或第一夫人會來出席講座,但他以為他們會讀一讀提前打印出來的演講稿。他寫演講稿時,心裡想著羅斯福,他從阿格尼絲·邁耶那裡得知,總統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打敗日本上,對歐洲的未來沒有任何具體設想。

  托馬斯想,德國將會被打敗,並被迫認罪。每個有軍銜的人都會入獄。這個國家已經成了廢墟。

  「納粹確保,」他寫道,「德意志帝國不能被完整地拯救,只能分崩離析。不存在兩個德國,一個是好德國,一個是壞德國;只有一個德國,美德被狡詐的惡魔腐蝕成了邪惡。這個邪惡的德國正是那個遭遇了不幸、犯下了罪行的好德國轉變、顛覆而來的。」

  甚至當他與卡提婭在海邊散步時,他也在心中默默地與羅斯福對話,思考著如果他們在華盛頓見面,自己將對他說什麼。於是四月間,當羅斯福的死訊傳來,他便消沉了。他認為,別無他人能領導盟軍對德國保持一種平衡的態度。沒了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是幹不好的。他不認為杜魯門擁有羅斯福的能力。

  他一度考慮是否將華盛頓的演講變成對過世總統的頌文,但阿格尼絲·邁耶告誡他說,這只會在杜魯門陣營中樹敵。

  他想,他想說的話,也許在這個陣營兩極分化的時候,顯得過於複雜而不會被人重視。他認為全體德國人都應該被譴責,他想要提出,德國文化和德語中包含了納粹的種子,但也包含了一種新民主的種子,它將會催生出一個完整的德國民主。他提到了馬丁·路德的例子,將他作為德國精神的化身、自由的代言人,但他自身也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因素。路德是理性的,但他的演講毫無節制。他是一個改革家,但他在一五二四年對「農民起義」的反應是瘋狂的。他種種憤怒和愚蠢給了納粹啟發,但他自身也包含了一種心理——願意改變,願意接受理性,願意有能催生新德國的進步。

  他寫道,路德身上有兩種極端,但也有治癒的雙重性。德國人正是以他的形象被塑造。不明白這點,便不瞭解這個國家及其歷史。

  他讀著演講稿,歎了口氣。他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有賴於羅斯福對他的肯定。羅斯福認為如他這般理性的人,如今正有用武之地,因為善惡之爭應該被實用性的討論所取代。羅斯福走後,托馬斯想進行的那種論證,即在所有錯綜複雜的問題上喚醒過去,並對當下表達出微妙主張,將被那些取代了他的人視為模糊、無關。

  托馬斯決定,他將去華盛頓做出敷衍的演講,裝作它很重要,但他知道,將此事視為空洞的表面文章的,並不只有他一個人。

  當消息傳來,希特勒死了,德國徹底投降,托馬斯給海因裡希打了一個電話,邀請他來用晚餐,並在自己家中過夜。這些天,海因裡希在電話裡顯得疲憊,聲音虛弱。但這次他想爭論。

  「現在我們將看到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真正面目了。」他說。

  「也許還能看到德國人,」托馬斯說,「會有審訊的。」

  「他們會把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大美國。一想到軍隊給孩子們發糖果,我就覺得噁心。」

  「如果我有選擇……」托馬斯欲言又止。

  「什麼選擇?」海因裡希問。

  「選擇我的國家被美國人解放,還是被俄國人……」

  「你會拿到糖果的。」海因裡希打斷他說。

  當托馬斯告訴卡提婭,海因裡希不想來時,她說她過幾天去看他。

  「我們有香檳,」她說,「但我想等幾個孩子回來。我時常夢想著,我會在一個普通的傍晚,用普通的食物和酒,可能還有普通的蠟燭,來慶祝希特勒的倒臺。我們可以有一個希特勒不希望我們擁有的傍晚。」

  「普通的?」托馬斯問,「在所有這一切發生之後?」

  「只一晚,」卡提婭說,「我們就假裝一下。同時,我還有我們很喜歡的溫巴赫酒莊的雷司令酒。我們聊天時就冰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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