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上的男爵(74)_伊塔洛·卡爾維諾

七四

　　現代人是分裂的、殘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敵對；馬克思稱之為「異化」，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古老的和諧狀態喪失了，人們渴望新的完整。這就是我有意置放於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學層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給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連貫機制良好運行，還有用詩意想像自由組合的血肉。

　　我不能將現代人所有的殘缺類型都安放在主人公身上，他已經肩負推動故事進程的一大堆事情，我分散給一些配角。其中之一——可以說是唯一具有單純教育作用的——木匠彼特洛基奧多師傅，他建造精良的絞刑架和刑具而試圖不想它們做什麼用途，這就像……這當然就像現在的科學家或技術人員，製造原子彈或者任何他們不知道社會用途的設備，他們單一的「做好自己的職業」的責任感不足以使良心安穩。「純粹的」、「自由客觀的」（或不自由的）科學家與人類現實生活脫節的問題也表現在特裡勞尼大夫這個人物身上，但是他的出身完全不同，作為一個斯蒂文森意味的小人物，從其他地方流落到那種環境中，他還有著自己獨立的精神世界。

　　麻瘋病人和胡格諾派教徒屬於一種更加複雜的虛構方式，從浪漫幻想的深層背景中誕生，也許受到古老的地方歷史傳統的啟發（麻瘋村在利古裡亞或普羅旺斯腹地；從法國出逃的胡格諾派教徒定居在庫尼塞，在南特諭令^①被撤銷之後，或者更早一些，在聖巴托羅繆之夜^②以後）。對於我而言，麻瘋病人代表享樂主義、無責任感、快樂的頹廢、唯美主義與病態的集合，在某一方面代表了當時流行的也是永遠存在的文學藝術上的頹廢主義（世外桃源阿卡迪亞）。胡格諾派教徒是與之相反的另一半：道德主義，但是作為藝術形，有著更為複雜的意義，還因為隱含一種家族秘傳（猜測是我的姓氏的起源^③——迄今尚未證實）：是對馬克斯·韋伯資本主義新教起源說的一種圖解（諷刺與欣賞兼備），以此類推，是對其他一切建立在實用道德主義基礎上的社會的圖解；是對一種沒有宗教的宗教倫理的描寫，這種觀照贊同多於諷刺。

　　﹛① 法國國王亨利四世頒佈的准許國民信仰自由的諭令，1685年被路易十四撤銷。﹜
　　﹛② 1572年8月23日午夜到24日凌晨，巴黎天主教徒屠殺新教徒事件。﹜
　　﹛③ 胡格諾教派屬加爾文宗，加爾文與卡爾維諾是同一個字Calvino。﹜

　　我認為《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說情節中的作用外沒有別的意義。有的人物我覺得相當好——即獲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媽賽巴斯蒂婭娜，還有老子爵阿約爾福，他出場短暫。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僅僅是與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對立的一個圖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號。

　　而他，梅達爾多，半身人呢？我說過他比別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節走預定的路線。但是，儘管他如此地受強制，仍然能夠表現出一種基本的不確定性，符合作者心中還不很清晰的某些東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開戰，追求完整的人，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實際上，開篇時完整的梅達爾多，是無定型的，沒有個性也沒有面容；結尾時重歸完整的梅達爾多讓人一無所知；生活在故事裡的人只是以半個自己出現的梅達爾多。而這兩個一半，兩個非人的相反形象，結果表現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關係；邪惡的一半，那麼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麼地愧疚，迂腐可笑。我從兩種對立的觀念出發，對以分裂作為真正生存方式的雙方都給予讚賞，並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說最終不由自主地表達分裂意識，是否因為生活在分裂的時代？或者更恰當地說，是否因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種不明確的總和，或者說齊備，或者說多面，而是堅持不懈地深入認識實在狀況，認識自己天然的和歷史的條件，個人的自願選擇、自我構建、能力、風格，包括內心自律和主動放棄的個人準則，始終不渝？這個故事以它自然的內在動力將我推向這個我過去現在一貫的真正主題：一個人甘心情願地給自己立一條嚴格的規矩，並且堅持到底，因為無論對他還是對別人，沒有這條規矩他將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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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次遇上這個主題是在另一個故事裡，《樹上的男爵》，寫於幾年之後（1956至1957年間）。這一次也是寫作的年代影響精神狀態。那是一個對我們在歷史運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進行反思的時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時相互交織。儘管有這一切，時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問題在於尋找個人良知與歷史進程之間的正確關係。

　　這一次也是我的頭腦裡先有一個形象多時：一個攀爬在一棵樹上的少年；他爬，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爬，走進另一個世界；不對：他爬，遇見奇妙的人物；對了：他爬，每天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地漫遊，甚至不再回到樹下，拒絕下地，在樹上度過一生。我應當為此編造一個從人際關係，社會，政治等中脫逃的故事嗎？不是，那樣就太膚淺和無聊：我讓這個不願像別人一樣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變成一個厭世者，而變成一個不斷為眾人謀利益的男子漢，投身於那個時代的運動，願意全面參與積極生活：從技術進步到地方治理和精緻生活。只有這樣寫，我才有興趣動筆。但是他始終認為，為了與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與他人相疏離，他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頑固地為自己和為他人堅持那種不方便的特立獨行和離群索居。這就是他作為詩人、探險者、革命者的志趣。

　　舉一個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為數不多的我從一開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節之一：他們由於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樹上，當起因消除後就下樹了，而那個「攀援者」相反，他出於內心的志趣，當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時他仍然留在樹上。

　　完整的人，在《分成兩半的子爵》中我還沒有清晰的設想，而這一次在《樹上的男爵》中體現在通過自覺進行艱苦磨礪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個人身上。寫這個人物時發生了對我來說是不同尋常的事情：我認真地對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我把他認同為自己。補充一點，當我為安排一個被樹木覆蓋的非真實國度而尋找一個往昔的時代時，我被十八世紀及其與後一個世紀之間的動亂時期的魅力吸引住了。於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節框架，來到我面前，成為一個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質；我的歷史學家朋友們關於意大利啟蒙主義者和雅各賓派的研究，成為幻想的可貴推動力。那個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與倫理方面也發揮了作用：與啟蒙主義者的堅定相反，那種對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後來浪漫主義的衝動是危險的，險些變成破壞力量，跑向毀滅。

　　於是，《樹上的男爵》在我筆下變得與《分成兩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個時代不詳、背景模糊、人物單薄而象徵化，童話結構的故事，我在寫作時不斷地被誘導進行歷史的「模仿」，寫出一系列十八世紀人物形象，標明日期和與之相關的名人軼事；風景和自然環境是虛構的，但是以懷舊之情細緻描繪；精心設計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實的情節，甚至包括非真實的開頭；總之，我最終品嘗到了小說的滋味，這個詞的最傳統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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