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的世界(71)_李飛飛

七一

　　輪班還沒結束，太陽已經落山。從醫院出來，傍晚時分清新的空氣迎面而來。相對寧靜的環境讓我的思緒得以舒展，全天的記憶帶著沉悶的刺痛感重現。雖然我目睹了病人和家屬的悲慘境遇，感到心緒不佳，但阿尼是對的，這正是我所需要的。這是計算機科學學位無法提供的教育場景：病房裡的喧囂、不確定的懇求眼神、對任何形式安慰的迫切渴望，酸痛的腳和破舊的網球鞋，休息室裡冷冰冰的比薩，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煎熬。

　　阿尼知道，雖然我在母親身邊照顧了多年，但我仍然無法真正理解臨床醫生的感受，所以他邀請我親自去體驗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我很慶倖我們還沒有招收任何學生助手，否則，我早已用計算機科學家的閱讀清單把他們淹沒，使他們習慣於從數據、神經網絡和最新架構進展的角度來思考。這當然很重要——在這樣的項目中，科學問題是無法回避的。但我現在明白，科學並不是正確的起點。如果想讓人工智能幫助人類，那麼我們必須從人類自身開始思考。

　　我隨即做出決定。從那天起，任何要加入我們團隊的學生，都必須先擁有我剛剛擁有的體驗，否則一行代碼都不可以寫。跟班學習將成為每位新成員的入門儀式，沒有商量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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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之神的眷顧加上我在醫院的經歷所產生的激勵作用，使得工作進展迅速，我們的願景得以延續。我和阿尼花了近兩年時間，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耐心，終於組建了一支規模適宜的團隊，開始了我們的工作。很明顯，環境智能在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一個小眾的研究領域，因為對人工智能專業知識的需求太旺盛了，競爭機會也非常誘人。但我們招募的人員素質表明，我們正在從事一項有意義的事業。毫無疑問，這是我參加過的專業能力最多元化的團隊。

　　在我們的第一批新成員中，有計算機科學的一年級研究生、電子工程的博士生，還有研究機器人對人類活動和社交導航感知的博士後。隨後，針對我招募的團隊，阿尼也挑選了一批年輕醫生，有醫院的兒科醫生、老年病醫學專家，還有重症監護專家。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達成了共識，主導權不屬於團隊中的任何一方；阿尼和他的同事需要我們的經驗來構建技術，而我們也需要他們的經驗來確保技術的正確性，以確保技術不僅有效，而且尊重使用者、體現人道主義精神。

　　阿尼將他最令人嘆服的壯舉留到了最後：說服醫療機構讓我們在他們的場所進行實際的技術演示。我們首先選擇了兩家不同的醫院，一家位於帕洛阿爾托，另一家位於猶他州。我們的目標是發現手部衛生方面的疏忽，確保不會因為手部衛生而造成患者感染。接下來，我們選擇了灣區的一家養老院，目標是通過跟蹤老人們全天的身體活動來協助護理人員。最後，我們在斯坦福醫院的重症監護室部署了一套系統，當康復患者長時間不動時，系統就會向護理人員發出警報。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就連阿尼的錦囊裡也沒有妙計了，那就是數據問題。我在這個項目之前的幾年深刻認識到，若要有效地訓練像我們這樣的模型，數據絕對是必需品，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需要大量真實、有機且盡可能多樣化的數據。

　　但在醫療領域，我們所需的數據在本質上就是稀缺的。出於法律責任和基本隱私等顯而易見的原因，患者和臨床醫生的行為很少被影像記錄下來，而對於我們希望檢測的事件（其中許多事件從一開始就是異常情況，比如跌倒），相關的清晰影像更是少之又少。這使得我們的工作比我最初想像的還要複雜。在訓練模型之前，我們必須親自收集必要的數據。

　　儘管如此，我們的研究勢頭依然如日方升。新的實驗，新的假設。我們擼起袖子，使用新硬件和新軟件。正如我所料，這是我的實驗室嘗試過的對科學技術要求最高的項目。但真正讓我們豪情滿懷的，卻是任務本身。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充滿了意義，它讓我成年後一直從事的職業變得如同一個全新的世界。我一直努力將私人生活與科學家的職業生涯區分開來，但現在的一切衝破了堤壩，沖刷著沿途的一切。早該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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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護士，」母親懇求道，她發出微弱的呻吟聲，聲音小得幾乎聽不到，「點滴……又癢了。他們扎針的那個地方。」我們又回到了醫院，這次是做心臟成像。這麼多年來，母親已經做了很多次心臟成像，每次就醫的緊張感都比上一次更加強烈。我趕緊按鈴求助。

　　今晚的護理人員是來自加利福尼亞中部的旅行護士曼迪。她年輕、樂觀，還在努力考資格證書，爭取更加穩定的職位。從她進入房間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會喜歡她。

　　「不好意思，」我說，「我知道還沒幾個小時，我們都叫你三次了。」

　　「沒關係的。」她堅持說，雖然眼神疲憊，但依然笑容滿面。她有一種難以偽裝的溫暖。「哎喲，真是可憐！」她說著，把注意力轉向母親，全身散發著善意，「看來我們又得沖管了。我知道今晚不好過。」

　　這一幕我已經見過無數次了，但今天，我有了一種特別的感觸。也許是因為我從曼迪的舉止中看到了一絲純真，也許是因為最近的研究讓我們都成了日常護理專家。我感到喉嚨有些發緊，這是我在病房裡待了這麼多年從未感受過的。同情、敬畏、感激，還有其他一些難以形容的複雜情緒。曼迪的出現，她這種改變他人生活的簡單而真摯的關懷之舉，讓我感到格外溫暖。我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在以往的這種時刻，我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母親身上，但我們在做的研究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護士平均每班要走6000 ～ 8000米，需要完成180多項不同的任務，雖然疲勞的隱患有據可查，但輪班時長卻在不斷增加，目前平均長達12小時。我知道曼迪在來我們病房之前去過哪裡，也知道她見過多少其他面孔，我知道她可能已經疲憊不堪，但她還是毫不吝嗇地傳遞善意，微笑著完成了所有任務。

　　如果我的研究確實能幫到別人，那麼像曼迪這樣的護士就是我的首選。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人比她們更值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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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早班的是一位新護士蘇珊。「你在這裡工作嗎？」她問道。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佩戴的斯坦福醫學院徽章。我跟阿尼一起工作時，經常佩戴著它，這會兒忘了摘下來。

　　「哦，這個？」我笑著說，「不是，實際上我正在參與一個研究項目。」

　　「什麼樣的研究？」她問。

　　「我是計算機科學系的，我和我的學生正在合作開展利用人工智能追蹤手部衛生的項目。」

　　她的笑容淡了一些，看起來禮貌多於友好。「那麼，是有攝像頭在監視我們嗎？」

　　「不，不，不！當然不是！」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了，但我每次還是會感到一陣尷尬，「更像是一個傳感器，不是攝像頭。沒有錄像。它為我們的算法分析提供了圖像。算法正在學習觀察不同的洗手模式。我們還在起步階段，就是想搞清楚算法是不是能夠勝任這項任務。但我保證，沒人在監視你！」

　　我盡力保持輕鬆的口吻。我說的一切當然都是真的，但我也不能怪她把事情往最壞的方向想。

　　「好吧，那聽起來還可以。」她松了口氣。「你知道，」她壓低聲音繼續說，「你們這些不叫攝像頭的東西應該盯緊醫生。」蘇珊和曼迪一樣善良，但她身上有一種犀利的感覺，她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他們的衛生習慣是最糟糕的。但管理層不管他們，只會對我們護士大吼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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