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11)_安東尼·馬拉

一一

　　一九〇六年的那個星期三，我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車從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聖彼得堡，到一個攝影師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媽媽的點子——大部分的好點子都是她想出來的，這個點子也不例外。相機拍攝出來的人物，單單一個影像就可以傳達她終生信奉的樂觀進取，畫筆繪製的肖像達不到同樣效果。她戴著孔雀羽毛的頭飾，照片之中，頭飾散發出淺灰的色澤。我站在她前面，臉上一抹淺淺的微笑，就連那個勒在脖子上的領結也扼殺不了有人等著幫我拍照的喜悅與興奮。我弟弟系著相同款式的領結，臉上同樣淺淺一笑，頂著一頭草草梳理的亂髮，一張大臉只看到高聳的鼻子，彆彆扭扭地站在我旁邊。他透過相機的鏡頭凝視，望穿時間，迎上我的雙眼，我卻只能動也不動，坐在處死他的這群人之間。

　　離開攝影師的工作室之後，爸媽帶我們到聖彼得堡動物園。那十年之間，動物園的處境相當淒慘，園內大多區域遭到棄置，許多獸欄空空蕩蕩。但我還是個孩童，不瞭解空蕩的獸欄代表著什麼。依然豢養在園中的動物才是驚人的新發現。我從沒見過比乳牛更龐大、比餓狗更兇狠的動物。誰想像得出一隻跟長頸鹿一樣奇怪、一樣憂傷的動物？但那天下午見到的種種動物當中，我記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長懶散，鼻孔噴出兩道細細長長、熱氣騰騰的白煙，豹爪刮過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著暗號。豹眼圓睜，只見瞳孔，每一步都抬頭挺胸，大搖大擺。沃斯卡和我根本無法想像世間居然會有這種野獸，我們先是連連驚歎，然後對著它丟麵包屑。

　　「我確定你認得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說。「我相信你知道哪個人必須被修正。」

　　到了這個階段，我已捨棄墨汁，改用噴槍。光是塗掉他的臉孔已不足夠；那團掩蓋面目的烏黑薄膜等於是承認這個人可能存在，而這種主張本身很快就成為一種不當之舉。歷史是個我們始終動手修正的錯誤。

　　我被帶到工作桌旁。

　　「我非得現在就修正嗎？」我問。

　　「創建美好社會的勞動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閒。」他對著桌上的甜點皺眉。「我們也沒時間吃蜜棗。」

　　我撫平照片，為噴槍注入顏料，有如幫手槍裝上子彈。然後我秉持奧圖曼帝國微圖畫家的耐性，一筆一畫地修正我弟弟。我從他的黑皮鞋著手，慢慢將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來是他的襪子和馬褲。我們的爸爸站在他旁邊，我拿著噴筆，穩穩地、慢慢地勾畫出一個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長褲的圖形，遮蓋住我的弟弟，這樣一來，我感覺自己並非塗掉沃斯卡，而是將他藏進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膚緊貼著我們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無事。我想起小時候我幫他素描，他生氣、眼淚汪汪、筋疲力盡、懊惱、寬心、喜悅的時候，我用糖果作為酬賞，叫他當我的模特兒。作畫之時，我感覺他心靈的精粹借由我的畫筆忠實地呈現在畫紙上，我覺得我跟他從來不曾如此親密。

　　當我弟弟的臉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襯衫中，我看著那個站在他旁邊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當男孩透過鏡頭望穿未來、看到自己變成了這種人，他會做出什麼評斷？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確知，我已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當局，我的信念不可動搖，我的忠誠不容置疑，因為如果此舉是個錯誤、我們這麼做全是徒勞，那麼整片波羅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滌我們的罪惡。

　　完工之後，我把修正過的照片交給資深特務。他從頭到尾都緊盯著我。

　　「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你嗎？」他邊說、邊朝著燈光舉起照片。

　　「他們怎麼說？」

　　「從一片空白之中發掘一張臉孔不算厲害，把一張臉孔擲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這麼說來，你還真是某種天才。」

　　○　○　○

　　修正芭蕾舞者已經過了三星期。我數次試圖修正她的手，或是悄悄把照片塞回檔案夾，但是麥克辛始終注視著我，警惕的雙眼片刻不離，我無法從我們的辦公室裡拿取噴筆，更糟糕的是，檔案已經送回秘密警察的總部。

　　沒有人提起少了一張照片，況且謬誤的圖像有如洪水般湧入，那張照片可能已被忽視淡忘。但是情況確實不太對勁。人們低頭緊盯地面，不敢說話，也不敢張望。有天晚上我在一家餐廳吃飯，我掏出我的筆記簿，素描一個躬身坐在他湯碗前面的老先生，不到兩分鐘，每一個跟老先生同桌的客人全都靜悄悄地離座。這個星期，我兩度被樓下的突擊檢查吵醒；他們選在夜間行動，就像殺人犯通常利用晚上動手。一個個裝了謬誤圖像的紙箱愈疊愈高，幾乎快要傾塌，壓垮埋頭工作的我們。我問麥克辛他聽到什麼傳言。

　　「據說是破獲了一個波蘭人的敵後間諜網。」

　　「我們工作的警覺性真高，令人敬佩。」我說。真是萬幸，我不是波蘭人，也不認識任何波蘭朋友。

　　「波蘭只出口陰謀分子和煙熏香腸。」他使個眼色說。「陰謀分子交給別人處理，但你和我嘛，我們應該料理煙熏香腸。」

　　「我對任何一種外國香腸都沒興趣。如果我再聽你提起波蘭肉品，我會跟上級舉報你。」

　　麥克辛的笑容漸漸消退，眼神一沉，好像我傷了他的感情，令我有點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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