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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放棄星星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當時我和爸爸一起站在露臺上,心中湧起一陣涼風,感覺自己仿佛是在毫無意義地穿梭於宇宙之中。在那些糟糕的日子裡,這一認知給我近乎致命的寒意。

  放棄星星之後,我爸爸得以創造自己的道德,蔑視一切在他看來毫無意義的規則——標注回信地址、穿帶袖子的衣服,以及不吃實驗室裡的老鼠。

  我敢肯定,對神父、流浪者、烘焙師和燭臺製造者來說,放棄星星的那一刻,他們的感受會與我爸爸的感受截然不同。

  而放棄魚類,同樣是一件冷暖自知的事情。

  在卡羅爾·凱蘇·尹放棄魚類之後,她對一直以來尊敬的學術團體感到憤怒。她擔心,貶低直覺的重要性會使大眾更不在意周圍的環境,而後者迫切需要我們的關注。她寫了一本書,用優美的措辭宣告了魚的死亡,但她內心的一部分仍渴望著回到過去,回到那個可以將它們統稱為魚類的年代。

  裡克·溫特博特姆,那位狂熱的支序分類學家,他在放棄魚類之後獲得了人生目標。他周遊全美,心中充滿使命感。他在一塊塊黑板上處決一條條魚,迫切地想要讓大家認清事實。他感覺自己的神經被重新連接,感覺自己更接近真相,因此急於幫助別人發現問題的關鍵。幾十年過去了,現在他早已洩氣。沒幾個人願意接受這一新觀點,他無力打消人們對魚類的信念。「我持續抗爭了三十年,」他歎氣道,「現在我把精力用在高爾夫球上。我的新願景是用那顆小小的白色高爾夫球覆蓋林地和湖底……這個任務我完成得不錯。」

  特倫頓·梅裡克斯,弗吉尼亞大學那位認為椅子不存在的哲學家,在放棄魚類之後,他的箭筒裡又多了一支箭。「我不怎麼驚訝。」我氣喘吁吁地告訴他魚類已然消亡的事實之後,他如此回應道。這正是他想讓學生理解的事情:我們對周圍的世界知之甚少,即便對腳邊最簡單的事物也缺乏瞭解。我們曾經犯過錯,之後還會繼續犯錯。真正的發展之路並非由確定無疑鋪就,而是由疑問築成,因此需要保持「接受更正」的狀態。

  安娜放棄魚類之後——嗯,她其實還沒有放棄。但她問我,「魚類」是否與「不合格者」類似,是一種錯誤的術語。這個標簽貼在她的後背上,害她被投進磚牆內、被剝奪童年、被切斷了延續後代的機會。我說,是的,就是那種術語。她點點頭,然後說,她對魚類充滿同情,同情那種一旦給某物命名,就不再對它投以目光的做法。

  生態學研究者喬納森·巴爾科姆放棄魚類之後,感覺到了思想的交融。他說,在正式放棄這一術語之前,他想看看相關的基因研究,不過這一想法的確與他觀察的結果相契合。他早已寫了一本書,名叫《魚知道什麼:我們水下近親的隱秘生活》(What a Fish Knows: The Inner Lives of Our Underwater Cousins),試圖揭示魚類認知的廣度和複雜性。魚類能辨認更多的顏色,比我們更好地完成某些認知任務,更好地使用工具,還能分辨古典音樂和藍調音樂。某些種類的魚似乎還能感覺到痛苦。我開玩笑地問巴爾科姆,那我們該怎麼做?不再吃魚嗎?他安靜地說:「嗯。」我暫時還做不到這樣,但我認同他的理論:水裡遊的這些生物,它們認知的複雜程度遠超我們的想像。從某種程度上說,「魚類」是個貶義詞,我們借此掩蓋其複雜性,讓自己獲得一種虛假的平和,感覺人類比實際上距離它們更遠。

  埃默裡大學的知名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聲稱,人類總會做這樣的事——弱化我們和其他動物之間的相似性,以此維持我們在想像的自然階梯上的高位。德瓦爾指出,科學家可以說是罪大惡極,他們用專業術語拉開我們同其他動物之間的距離。他們把猩猩的「吻」叫作「嘴對嘴接觸」,把靈長類的「朋友」叫作「最喜歡聯繫的夥伴」。牛和猩猩能夠製造工具,這一行為向來被視作人類與動物的分水嶺,但科學家認為,它們製造工具的行為終究與人類的行為有所不同。如果動物能夠比我們更好地完成某項認知任務,比如某些鳥類能夠記住幾千顆種子的精確位置,這種能力就會在科學家筆下變成直覺而非智力的表現。類似的語言把戲層出不窮,德瓦爾稱之為「語言閹割」。我們用話語剝奪動物的能力,用詞匯維持自身的崇高地位。

  爸爸不肯放棄魚類,他說他太喜歡這個詞了。他明白,從科學角度來說,這個詞是不準確的,但他覺得它很有用。我問他,使用這個詞就是把自己限制在體驗世界的特定途徑之內,他是否在意這一點?他嘟囔著說:「呃,我太老了,沒法擺脫那些尚未擺脫的東西。」

  我的大姐很輕鬆地放棄了魚類,讓整個類別從她的指尖溜走。我問她為什麼能這樣輕易地拋開魚類,她說:「因為這是生命的真相。人類錯了。」她說,人們也一次次錯看了她,她的一生都在經受誤解。她被醫生誤診,被同學、鄰居、父母和我所誤解。「長大這件事,」她對我說,「就是學著不再輕信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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