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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①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①San 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愈。

  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系著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嫋嫋繞著熒光燈。爸爸穿著棕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松了松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

  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嗎,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倖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你,爸爸。」

  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刹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

  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

  「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著他的回答。

  「英文?」

  「創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腳。

  「寫故事能賺錢嗎?」

  「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

  「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

  「有機會的。」我說。

  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

  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駡自己。

  爸爸歎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裡。

  有時,我會開著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①,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裡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窗戶破損;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著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著玩具、汽車內胎、標簽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蔭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著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①東灣(East Bay)、南灣(South 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舊金山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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