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風箏的人(89)_胡賽尼

八九

　　索拉博沉默的時候，世界風起雲湧。上個九月的某個星期二早晨，雙子塔大樓轟然倒塌，一夜之間，世界改變了。美國國旗突然出現在每個地方，在車水馬龍中前進的黃色出租車天線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擁擠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畫廊和臨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漢的污穢帽子上。有一天我走過艾迪斯面前，她是個無家可歸的女人，每天在薩特街和斯托克頓街的十字路口彈奏手風琴，我見到在她腳下的手風琴盒子上也貼了美國國旗。

　　遭到襲擊之後不久，美國轟炸了阿富汗，北方聯盟乘機而進，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樣四處亡命。突然間，人們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收銀，談著我童年生活過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馬紮裡沙裡夫。我很小的時候，爸爸帶我和哈桑去昆都士。關於那次旅程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只記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歡樹的陰影下輪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賽誰能把瓜子吐得更遠些。現在丹·拉德^①、湯姆·布羅考^②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鐵的人都在談論昆都士的戰役，那裡是塔利班最後的陣地。那年12月，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哈紮拉人齊集波恩，在聯合國觀察員的監督下，開始了一個也許有朝一日能夠終結他們祖國過去二十餘年來的苦難的進程。哈米德·卡爾紮伊^③的羊皮帽和綠色長袍變得眾所周知。

　　﹛①Dan Rather（1931～），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②Tom Brokaw（1940～），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③Hamid Karzai（1957～），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臨時政府總統，2004年當選阿富汗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索拉博依然夢遊般地度過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開始參與到阿富汗的計劃中去，除了有心為故國略盡綿薄之外，也是因為需要某些東西——任何東西都好——來填補樓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我過去從未如此熱心，但當有個名叫卡比爾的前阿富汗駐索非亞大使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幫助他進行一項醫療計劃，我答應了。那個小醫院位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有個小小的外科手術組，治療那些被地雷炸傷的阿富汗難民。但由於缺乏資金，它倒閉了。我成為那個計劃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每天大部分時間在書房裡面，給遍佈世界各地的人發電子郵件，申請基金，組織募捐活動，還告訴自己把索拉博帶到這兒是正確的事情。

　　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發上，腿上蓋毛毯，看著迪克·克拉克^①主持的電視節目。當銀球拋落，彩紙將熒屏變成白色，人們歡呼親吻。在我們家，新年的開始跟上一年的結束一樣，沉默無聲。

　　﹛①Dick Clark（1929～2012），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個陰冷的雨天，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跡。

　　我帶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參加弗裡蒙特伊麗莎白湖公園的阿富汗人聚會。上個月，阿富汗終於徵召將軍回去履任一個大臣的職位，他兩個星期前飛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裝和懷錶。雅米拉阿姨計劃等他安頓好之後，過一兩個月再去和他團聚。她很想念他，也擔心他在那邊的健康狀況。我們執意要她搬過來同住一陣子。

　　上個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過去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計劃在東灣和半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卡比爾、索拉雅和我還有另外一個慶祝的理由：我們在拉瓦爾品第的小醫院重新開張了，沒有外科手術組，只是個兒科診所。但我們一致認為這是個好的開始。

　　天氣晴朗了好幾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剛把腳伸出床外的時候，聽到雨水沿窗戶滴落的聲音。阿富汗運氣，我想，暗暗發笑。索拉雅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做完早禱——我不用再求助從清真寺得來的禱告手冊了，禱詞熟極而流，毫不費勁。

　　我們是在中午到的，發現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長方形的塑料布，裡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經開始炸面餅；蒸汽從茶杯和花椰菜面鍋冒出來。一台磁帶播放機放著艾哈邁德·查希爾聒噪的老歌。我們四個人沖過那片潮濕的草地時，我微微發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間，後面是索拉博，他穿著黃色雨衣，兜帽拍打著他的後背。

　　「什麼事這麼好笑？」索拉雅說，將一張折好的報紙舉在頭頂。

　　「你可以將阿富汗人帶離帕格曼，但卻無法讓帕格曼離開阿富汗人。」我說。

　　我們站在那臨時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個正在炸菠菜面餅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會，接著走回雨中，雙手插進雨衣的口袋，他的頭髮——現在跟哈桑的頭髮一樣，都是棕色的直發——貼在頭上。他在一個咖啡色的水坑旁邊停下，看著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喊他進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終於仁慈地不再問起我們收養這個——他的行為怪異一目了然——小男孩的問題。而考慮到阿富汗人的提問有時毫不拐彎抹角，這當真是個很大的解脫。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他不說話，為什麼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再用誇張的同情、他們的慢慢搖頭、他們的咋舌、他們的「噢，這個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奇的感覺不見了，索拉博就像發舊的牆紙一樣融進了這個生活環境。

　　我跟一頭銀髮的小個子卡比爾握手。他把我介紹給十來個男人，有個是退休教師，另外一個是工程師，有個原先是建築師，有個目前在海沃德擺攤賣熱狗的外科醫師。他們都說在喀布爾就認識爸爸了，而他們談起他的時候都很敬重。他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說我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父親真幸運。

　　我們談起卡爾紮伊面對的困難，還有他那也許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談起即將召開的大國民議會，還有國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後即將重返他的家園。我記得1973年查希爾國王被他的表親推翻的那個夜晚，我記得槍炮聲和亮出銀光的天空——阿裡摟著我和哈桑，告訴我們別害怕，說他們只是在獵野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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