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咨文(79)_戴維·卡拉漢

七九

　　奧克斯曼轉身向紮克走去，他注意到了手銬。他猛地轉過身，又開始和審判長爭起來。「把我的當事人銬起來是毫無道理的。」奧克斯曼辯解道，幾乎是在吼叫。審判長沒理會他，拂袖而去。

　　「這真是令人髮指，」奧克斯曼回到紮克身邊，氣急敗壞地說，「我從來沒見到過這種事。對不起，紮克。我實在無能為力。」

　　軍警帶著紮克走向出口。他看到審判長跟門邊的一個軍警說了句話。軍警點點頭，朝紮克走來。

　　「我們還要一樣東西。」軍警對奧克斯曼說。

　　然後，他沒再做任何解釋，伸手迅速地摘下紮克的榮譽勳章。

　　「這就存放在嘉獎辦公室裡，直到另行通知。」

　　「等一下！」奧克斯曼吼道，「你們不能那麼做。」紮克已經驚訝地沒法抗議了。軍警轉身面對著律師。他比奧克斯曼高整整六英寸，渾身肌肉鼓鼓的。他挑釁地笑著。「我真做了。」

　　兩個站在紮克身邊的軍警推搡著他出了門。這是五角大樓吃午飯的時間，大廳裡到處是人。當三個軍警帶著身穿正式制服的紮克出現時，大廳裡頓時鴉雀無聲，大家紛紛駐足觀看。他的律師在旁邊快步走著，竭力向他保證他一兩天之後就會出獄。紮克直直地盯著前方，試圖不去看那些呆望的人。軍警來到通向一樓的樓梯井，從紮克迸來時走的大門出去。

　　「你們想把我的當事人帶到哪兒去？」下樓梯時，奧克斯曼質問，「決不能讓他戴著手銬從門口出去。決不能！」軍警們沒有吱聲。

　　早上跟他們碰過頭的幾個記者逐漸增加到了一大群，在門口圍成扇形。太陽把寒冷的空氣照暖了。越過數不清的照相機。麥克風和大聲提問的人，紮克能看到一輛暗綠色的小轎車，一名軍警伸手將後車門打開。他直視前方，開始穿越重重人圍。把他扔進這群狼裡是福斯滕他們的又一出好戲。走到一半時，奧克斯曼停下來，讓人群安靜片刻，做了個簡短的講話。

　　「特津中尉沒有被判任何罪，」奧克斯曼說，「今天的聽證會只是對證據——我得說證據完全不充分——進行預先評估。毫無疑問正式審訊時我們會獲勝。我還想再補充一句，對我的當事人的拘留完全是不正當的。我想提醒你們大家，特津中尉是當今現役隊伍中被授過最高勳章的軍人。現在他受到這樣的待遇是國家的恥辱，是對合法訴訟程序的嘲弄。」

　　奧克斯曼還是沒明白，當紮克被推進小轎車的後座時，他想到。軍隊的司法制度跟民法制度不是一回事。沒有保釋，對允許提出的證據沒有精心的保護措施。從傳統意義上講，合法訴訟程序不存在。實際上，現在掌握著紮克性命的機構會保證決不讓它存在。

　　車子駛上了高速公路，紮克看著窗外的波托馬克河，大塊大塊的冰正在閃閃發光。背上的抽痛更加厲害了。紮克想起了他的止痛藥，它們在家裡，已經遙不可及了。

　　賴利不指望能找到更好的位置了。從靠近鮑德溫要塞的區行政長官公共工程機構的員工停車場裡，他能很清楚地看到一百碼遠處的門房。在做準備工作時，賴利將他那輛維多利亞皇冠轎車的有色玻璃窗搖上。他打開槍囊，迅速地給海克勒一科奇MSG90狙擊步槍上好槍座。他認真地將電光望遠鏡瞄準器校準到現在的位置上，擰緊消音器。他朝槍裡推入了一只能裝五發七點六二毫米鋼殼子彈的彈倉。他從後座上取了塊截面為兩英寸乘四英寸的木板，放在儀錶板和客座頂端之問。他從儲物箱裡拿了卷管狀膠帶，把板固定好。他跪在駕駛座上，舉起步槍，將前端靠在板上。他環視了一下車庫。裡面滿是車子，但是沒有人。他伸手抓住門上的控制板，慢慢地降下客座旁邊的窗子。透過望遠鏡瞄準器看門房似乎只有幾步之遙，賴利將紅色的激光點朝裡邊的門衛瞄準了一會兒。然後他又搖起玻璃窗，靠在座位上。他曾想把特津殺死在公寓裡，可射程太長了。而從這兒打他無異於射一隻火雞。電話響了。「喂。」他答道。

　　「他們剛離開大樓。交通正常。估計十一分鐘到達。」

　　「知道了。」

　　44

　　羅伯特·戴維斯不是個很快樂的人。自從有意識開始，永遠的不滿足就成了他的命。他大腦裡分泌的化學物質極不協調，使他的情緒極不穩定，而他的身體即使在他過了青春期後還是顯得笨拙難看，使得別人和他十分疏遠。朋友一直很少，而女人們即使受他吸引，他也會發現她們令人困惑，令人根本無法忍受。他妻子跟他生活了八年後離開了。他在畢士大塔樓的公寓從來就不像個家，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辦公室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視野內的大多數人都越來越看不順眼。

　　戴維斯不是個偏執狂，但是他想當然地認為大多數人至少會在某些時候撒謊。其他人大多數時候都會撒謊。所以他後來漸漸認識到自己選擇了這個行業是相當明智的，因為他的個性使他在這兒獲益匪淺。從最初進入特工處時起，大概就在福特總統兩次險遭暗殺的那段時期，他就知道自己找對了工作。在這個組織裡，盡是些杞人憂天的人、牢騷滿腹的人、吹毛求疵的人以及整天忙著取消遊行的人。甚至好天氣都不受歡迎，因為有人說太陽一出來，瘋子就閒不住。作為負責總統安全的頭兒，戴維斯在特工處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官職。他不想坐安全工作的頭把交椅，儘管大多數同事猜測那是他的目標。特工處的其他工作——查緝偽鈔製造犯等等——他不感興趣，而且行政權力再大一點對他來說就是負擔。對於羅伯特·戴維斯本人而言，掌管著幾百特工和總統性命已經很知足了。而在他將近五十二歲時，這種認識本身卻成了引起別人不滿的原因。

　　當兩名高級助手走進他那間寬敞的辦公室，參加下午四點的職員會議時，戴維斯從桌子前站起身。從進入戴維斯外間辦公室的那刻起，他們間的愉快的交談就消失了，臉上的笑容也不見了。等他們在靠窗的小會議桌前坐下，他們看起來已經和他們的上司一樣嚴肅了。據稱模仿大人物你就會成為大人物。華盛頓有好多人都以此為生活準則。

　　「有什麼情況？」戴維斯絲毫沒有耽擱，問道。在他的辦公室裡很少說些輕鬆的打趣話。閒談是不受贊同的。

　　溫斯頓·卡洛爾，戴維斯的副手，開始簡明扼要地介紹為晚上的活動採取的安全預防措施。對於屋裡所有的人來說，這東西真是再熟悉不過了。實際上，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說屬特工處在規定的一年中處理的不太複雜的一個事件。它將在哥倫比亞特區舉行，那意味著戴維斯不必跟無能的地方官員和不熟悉的、通常是致命的地點打交道。白宮的先遣人員，戴維斯很久以前就知道，似乎擅長于將總統安置在最最暴露的位置。在比較寬宏大量的時刻，戴維斯也理解把總統安排在人民面前是政黨工作人員的職責；在其他時候，他很懷疑他們是不是急切地想看到自己的上司被殺死。不管怎麼樣，戴維斯的工作恰恰相反——減少總統的暴露，不讓他接近未經審查的人群和未受保護的區域。如果戴維斯自主行事的話，總統將永遠不會冒險涉足由不可預測的因素支配的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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