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16)_羅曼·羅蘭

一一六

　　這也許是他自己看錯了，於第斯這個人說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麼發展。但克利斯朵夫有過一個時候是相信她有前途的；這個幻覺始終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觀的眼光去判斷她。他覺得她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她獨有的，她本身整個兒都是美好的；她所有的庸俗，應當讓德國與猶太這個雙重的民族性去負責，尤其是德國，因為他自己為了德國性格受過更多痛苦。既然別個民族他還一個都不認識，他就把德國氣質作為負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過一齊教它擔當。於第斯給他的幻滅，使他又多了一項攻擊德國氣質的理由，認為它摧殘了這樣一顆靈魂的熱情是不能原諒的。

　　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這個剛強而孤立的民族中間找到一個奮鬥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熱情衝動的直覺原是極不穩定的，常常使他從這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因此他立刻斷定，猶太民族並沒像一般所說的那麼堅強，而接受外來影響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點之外，還要加上它到處搜羅得來的弱點。他在這兒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來支持他的藝術，反而有跟這個民族一同陷在沙漠裡的危險。

　　一邊發覺了危險，一邊又沒沖過危險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請了他好幾回，他都謝絕了，也不說明理由。至此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點過分的，這一下突然之間的改變當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認為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個人，都相信跟於第斯不無關係；洛太和弗朗茲在飯桌上常常把這個問題作為取笑的資料。於第斯聳聳肩，說征服一個男人弄到這個局面也太妙了，接著又冷冷的要求她的哥哥別老跟她開這種玩笑。

　　可是她也不放過逗引克利斯朵夫回來的機會。她寫信給他，藉口問他一個只有他能解答的音樂問題，末了很親切的提到他近來很少去而大家渴想見見他的話。克利斯朵夫複了信，回答了她的問題，推說事情忙，始終不去。有時，他們在戲院裡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著別處，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廂；於第斯存心想給他一個最動人的微笑，他卻裝做連於第斯這個人都沒看見。她也不堅持。對他既無所謂，她覺得這個起碼藝術家讓她白費心血也不應該。他要願意回來，他自個兒會回來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結果真的算了；沒有他，曼海姆家裡晚上也並不怎麼寂寞。可是於第斯不由自主的恨著克利斯朵夫。他在的時候她不把他放在心上，她倒認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興也可以；但要不高興到絕交的程度，那她覺得簡直是狂妄，驕傲，只有自私而沒有熱情。——同樣的缺點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別人身上，於第斯就覺得不能容忍。

　　然而她對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她不動聲色的逗他的哥哥提到這些問題，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談話講出來，然後她含譏帶諷的評論幾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樁都不放過，使弗朗茲對克利斯朵夫的熱情不知不覺的降低下去。

　　在雜誌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還沒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們也因為他是自己人而承認他有天才。最初發見他的曼海姆還沒讀到他一個字，就已經在到處宣揚，說克利斯朵夫是個出色的批評家，他當作曲家是走錯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點醒的。他們在雜誌上用著神秘的措辭替他的文章做預告，大大的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評論披露的時候，在這個人心麻木的小城裡好似一塊大石頭掉在鴨塘裡。題目叫做：音樂太多了！

　　「音樂太多了，吃的東西太多了，喝的東西太多了！大家不饑而食，不渴而飲，不需要聽而聽，只是為了狼吞虎嚥的習慣。這簡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鵝一樣。這民族竟是害了貪食症。你給他隨便什麼都可以。瓦格納的《德利斯當》也好，《薩勤耿的吹號手》也好，貝多芬也好，瑪斯加尼也好，賦格曲也好，兩拍子的軍隊進行曲也好，亞當，巴赫，普契尼，莫紮特，瑪希納，都好。他連吃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覺得快樂。瞧瞧他在音樂會裡的神氣罷。有人還說什麼德國式的狂歡！其實什麼叫做歡樂他們就不知道：他們永遠是狂歡的！他們的狂歡和他們的悲哀一樣是像雨水般隨便流的：賤如泥土的歡樂，沒有精神也沒有力。他們愣頭傻腦的笑著，幾小時的吸收聲音，聲音，聲音。他們一無所思，一無所感，只像一些海綿。真正的歡樂與真正的痛苦，——力，——決不會像桶裡的啤酒般流上幾小時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驚心動魄的懾服，以後你不會再想要別的：你已經醉了！

　　「音樂太多了！你們糟蹋自己，糟蹋音樂。你們糟蹋自己是你們的事；可是音樂，別胡來了吧！我不許你們糟蹋世界上的美，把聖潔的和聲跟惡濁的東西放在一隻籃裡，把《巴西法》的《序曲》插在《聯隊女兒》的雜奏曲和薩克斯風喇叭的四重奏中間，或是把貝多芬的Adagio跟美洲土人舞樂或雷翁加伐羅的無聊作品放在一起。你們自命為世界上最大的音樂民族，你們自命為愛音樂。可是愛哪一種音樂呢？好的還是壞的？你們不論好壞都同樣的拍手喝彩。你們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種？你們不知道，不願意知道：你們怕決定，怕鬧笑話……你們這種謹慎小心，替我見鬼去罷！——你們說，你們在一切偏見之上，是不是？——其實你們是被壓在一切偏見之下……」

　　於是他引了高脫弗烈特·凱勒的兩句詩，——那是一個蘇黎世地方的布爾喬亞，他的光明磊落，勇於戰鬥的態度，本地風光的生辣的氣息，是克利斯朵夫非常愛好的：

　　得意揚揚自命為超乎偏見之上的人，

　　其實是完全在偏見之下。

　　他又繼續寫道：「你們應當有勇氣保持你們的真！應當有勇氣不怕顯得醜！假如你們喜歡惡劣的音樂，就痛痛快快的說出來。把你們的本相拿出來。把你們靈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統統抹掉吧，用水洗洗乾淨吧。多少時候你們沒有在鏡中照照你們這副醜相了呢？讓我來照給你們看罷。作曲家，演奏家，樂隊指揮，歌唱家，還有你們，親愛的聽眾，你們可以徹底明白你們是什麼東西了……你們愛做什麼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藝術和藝術家因之而受到損害也沒關係！假使藝術不能和真理並存，那末就讓藝術去毀滅吧！真理是生，謊言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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