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81)_羅曼·羅蘭

一八一

　　關鍵就在於這「健全」二字。歌德說過：「要是詩人病了，他得想法醫治。等病好了再寫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個健全的，也要引以為羞，不讓別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裝害著某種重病。然而他們的疾病所反映於藝術的，並不在於喜歡享樂，也不在於極端放縱的思想，或是富於破壞性的批評。這些特點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絕對沒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話，也不是由於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於使用力量的人，因為死的氣息就在他們身上。——享樂，克利斯朵夫也一樣喜歡。他也愛好自由。他為了直言不諱的說出他的思想，曾經在德國惹起小城裡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傳同樣的思想，他反倒厭惡了。思想還不是一樣的思想？可是聽起來大不相同。

　　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煩的擺脫古代宗師的羈軛，攻擊虛偽的美學，虛偽的道德的時候，並不像這樣漂亮朋友一般以遊戲態度出之；他是嚴肅的，嚴肅得可怕：他的反抗是為了追求生命，追求豐富，藏有未來的種子的生命。但在這批人，一切都歸結到貧瘠的享樂。貧瘠，貧瘠。這就是病根所在。濫用思想，濫用感官，而毫無果實。那是一種光華燦爛的，巧妙的，富有風趣的藝術；——當然是一種美的形式，美的傳統，外邊沖來的淤沙淹沒不了的傳統；——一種像戲劇的戲劇，一種像風格的風格，一批熟練的作家，很能寫文章的文人；——是當年很有力量的藝術與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當美麗的骨骼。可是也僅僅限於骨骼。

　　鏗鏘的字眼，悅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觀念，思想的遊戲，肉感的頭腦，長於推理的感官；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樂以外，毫無用處。那簡直是往死路上走。而這個現象，和法國人口激減的情形相仿，是全歐洲不聲不響的看在眼裡而私心竊喜的。多少的聰明才智，多少的細膩的感覺，都浪費於無用之地，虛耗於下流可恥之事。他們自己可不覺得，只嘻嘻哈哈的笑著。但克利斯朵夫認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這一點：這些傢伙還能夠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沒希望。他們裝做正經的時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歡他們了；他覺得最難堪的，莫過於那些文人一邊把藝術當作尋歡作樂的工具，一邊自命為宣揚一種沒有利害觀念的宗教。

　　「我們是藝術家，」高恩得意揚揚的說。「我們是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永遠是純潔的；它只有貞操，沒有別的。我們在人生中探險，像遊歷家一般對什麼都感興趣。我們是探奇獵豔的使者，是永不厭倦的愛美的唐·裘安。」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說：

　　「你們都是虛偽的傢伙，原諒我這樣告訴你。我一向以為只有我的國家是如此。我們德國人老把理想主義掛在嘴上，實際永遠是追求我們的利益；我們深信不疑的自命為理想主義者，其實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們卻更糟：你們不是用『真理』，『科學』，『知識的責任』等等來掩護你們的懦怯，（就是說，你們只顧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對於後果完全不負責任，）便是用『藝術』與『美』來遮飾你們民族的荒淫。為藝術而藝術！……喝！多麼堂皇多麼莊嚴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強者有的。藝術嗎？藝術得抓住生命，像老鷹抓住它的俘虜一般，把它帶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飛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雲的巨翼，還得一顆強有力的心。可憐你們只是些麻雀，找到什麼枯骨便當場撕扯，還要嘁嘁喳喳的你爭我奪……為藝術而藝術！……可憐蟲！藝術不是給下賤的人享用的下賤的芻秣。

　　「不用說，藝術是一種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艱苦的奮鬥去換來，等到『力』高歌勝利的時候才能有資格得到藝術的桂冠。藝術是馴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凱撒，先要有凱撒的氣魄。他們不過是些粉墨登場的帝王：你們扮著這種角色，可並不相信這種角色。像那些以畸形怪狀來博取榮名的戲子一樣，你們用你們的畸形怪狀來製造文學。你們沾沾自喜的培養你們民族的病，培養他們的好逸惡勞，喜歡享受，喜歡色欲，喜歡虛幻的人道主義，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們簡直是把民族帶去上鴉片煙館。結局是死；你們明明知道而不說出來。——那末，我來說了罷：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沒有藝術。藝術是發揚生命的。但你們之中最誠實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憐：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們也裝做不看見，居然還有臉孔說：不錯，這很危險；裡頭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氣！」

　　那正像法官在輕罪庭上提到一個無賴的時候說：「不錯，他是個壞蛋，可是多麼有才氣！」

　　克利斯朵夫心裡奇怪法國的批評界怎麼不起作用的。批評家並不缺少，他們在藝術界中非常繁殖。人數之多，甚至把他們的作品也給遮得看不見了。

　　一般的說，克利斯朵夫對於批評這一門是不懷好感的。這麼多的藝術家，在現代社會裡形成第四級第五級似的人物^①，克利斯朵夫已經不大願意承認他們有什麼用處，只覺得是表示一個時代的消沉，連觀察人生都交給別人代理，把感覺也委託人家代庖了。尤其可恥的是，這個社會連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還得借助於別的媒介，借助於反影之反影，就是說：依賴批評。要是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實的倒也罷了。但批評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圍的群眾所表現的猶豫不定的心理。這些批評好比博物院裡的鏡子，給觀眾拿著看天頂上的油畫，結果鏡子所反射出來的除了天頂以外就是觀眾的面目。

　　﹛①法國君主時代，社會分成貴族、教士、平民三級，平民稱為第三級。作者在此借用此歷史名辭，謂藝術家人數之多，幾可自成一級，而為第四第五級。﹜

　　從前有一個時期，批評家在法國有極大的權威。群眾恭而敬之的接受他們的裁判，幾乎把他們看做高出於藝術家，看做聰明的藝術家——（藝術家與聰明兩個字平時仿佛是連不到一處的。）——以後，批評家高速度的繁殖起來：預言家太多了，他們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響。等到自稱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時候，人們便不相信他們了；他們自己也不信自己了。大家都變得灰心：照著法國人的習慣，他們一夜之間就從這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從前自稱為無所不知的人，現在聲明一無所知了。他們還認為一無所知就是他們的榮譽，他們的體面。勒南^①曾經告訴這些萎靡不振的種族說：要風雅，必須把你剛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懷疑。那是如聖·保祿所說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國所有的優秀人物都崇奉這個兩栖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精神的懶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說一件作品是好是壞，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說：

　　「可能如此如此……並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擔保……」

　　﹛①勒南（1823—1892）為法國史學家兼哲學家。﹜

　　要是人家演一齣猥褻的戲，他們也不說：「這是猥褻的。」而只說：「先生，你別這樣說呀。我們的哲學只許你對一切都用猶豫不定的口氣；所以你不該說：這是猥褻的，只能說：我覺得……我看來是猥褻的……但也不能一定這麼說。也許它是一部傑作。誰知道它不是傑作呢？」

　　從前有人認為批評家霸佔藝術，現在可絕對用不著這麼說了。席勒曾經教訓他們，把那些輿論界的小霸王老實不客氣的叫做「奴僕」，說「奴僕的責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勁來罷！把各個房間打掃起來。諸位，這是你們的責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們這批奴才就得趕快出去！老媽子切不可大模大樣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對今日這些奴僕得說句公平話：他們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們做奴才，他們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動手打掃，房子髒極了。他們抱著手臂，把整理與清除的工作都讓主人去做，讓當令的神道——群眾——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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