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38)_羅曼·羅蘭

二三八

　　這純粹是對蒙田所謂「以知識驕人的自誇自大之徒」的「無恥」下一針砭。《伊索》同人中自稱為懷疑派的，其實比別人抱著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眾眼裡，這個諷刺的面具當然沒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塗了。你要群眾跟著你走，非跟他講些簡單，明瞭，有力，肯定的教條不可。剛強有力的謊言，就比貧血的真理更能討群眾喜歡。至於懷疑主義，只有在骨子裡藏著極粗淺的自然主義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時候，才能使他們愜意。所以這份《伊索》雜誌的驕傲的懷疑主義只能適應一小部分的人，因為只有這批少數人士才領會到他們堅毅的精神。但這股力量是完全不參加行動的。

　　他們可不顧慮這些。法國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藝術，科學，似乎愈貴族化。科學躲在術語後面，躲在它的殿堂裡頭，比十八世紀時更難接近了，除了對那些已經入門的人。藝術，——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種，——也是一樣的對人深閉固拒，瞧不起群眾。便是對於行動比對於美更關切的作家，重視道德思想甚於美學觀念的文人，也有種沒法形容的貴族氣息。他們似乎要把內心的火焰保持純潔，而不是把這火焰傳遞給別人；他們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勝，而只求證實。

　　可是這等作家裡頭也有從事大眾藝術的。在最真誠的人中，有些是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含有破壞性的思想，——那種遙遠的未來的真理，也許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後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靈，灼傷心靈；另外一批卻寫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戲劇，沒有幻象的，非常悲慘的。克利斯朵夫讀過之後，覺得原來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幾小時而來的觀眾，結果得到這樣悒鬱不歡的消遣，真是太可憐了。

　　「你們拿這個給大眾嗎？」他問。「那才是把他們活埋呢！」

　　「放心，」奧裡維回答。「大眾不會來的。」

　　「他們這才對啦！你們簡直發瘋，難道要把他們生活的勇氣統統拿走嗎？」

　　「為什麼？讓大眾像我們一樣知道事物的悲慘面，而仍舊打起精神來盡他們的責任，不是應當的嗎？」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無樂趣卻是一定的了。而一個人生活的樂趣給拿走以後，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總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對所有的人把真理統統說出來。」

　　「這個話竟是你說的嗎？你是永遠求真理，自命為愛真理基於一切的人！」

　　「是的，為我，還有為那些相當堅強而受得了的人，的確應當給他們真理。但對於另一些人，那簡直是殘忍，是胡鬧。現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國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德國人不像你們這樣的鬧真理病：他們把生活看得太重，謹慎小心的只看著他們願意看的事。你們不是這樣，所以我喜歡你們：你們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們自以為發掘出一項真理的時候，就得把它摔到社會上去，不問它會不會闖禍。你們倘若把自己的幸福為了愛真理而犧牲，我沒有話說，我很敬重你們。但是為了愛真理而犧牲別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應當愛真理甚於愛己，可是應當愛別人甚於愛真理。」

　　「難道因此就應當對別人扯謊嗎？」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幾句話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們只能挑出能使社會得益的一部分來說。其餘的，我們只能藏在心裡；好像一顆隱蔽的太陽有種柔和的光暈似的，它們會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上放出光彩。」

　　但這些顧慮不大能打動法國作家的心。他們不問手裡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還是死亡」，或是兩者都有。他們缺少愛。一個法國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沒有思想，他也同樣要人接受。眼見做不到了，他便不願意再有所行動。這是那般優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罷，沒信仰也罷，各人都深藏著。

　　有人做過種種嘗試，想消滅這種個人主義，組織一些團體；但這種團體大半馬上傾向于文學清談，或者變成可笑的幫口。最優秀的都勢不兩立，以互相消滅為快。其中有些傑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聯合與指導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隊伍，決不肯跟別人的合併。他們組織什麼會，什麼社，發行雜誌，所有的德性都齊備，只少一件，就是退讓；沒有一個團體肯對別的團體讓步，它們互相爭奪群眾，（其實也是為數極少而挺可憐的人，）苟延殘喘的存活了一些時候，終於一蹶不振的倒臺了，而且並非由於敵人的打擊，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於自己的摧殘。許多不同的職業，——文人，劇作家，詩人，散文家，教授，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形成了無數的小階級，而每個階級又分化為許多小組，彼此深閉固拒。相互的瞭解是談不到的。

　　在法國，無論對什麼事都不會全體一致；除非在「全體一致」成為傳染病的時候，——這種時間極其難得，而那「一致」往往還是錯誤的：因為它是病態的。法國無論哪一種活動都受個人主義控制，科學方面是這樣，商業方面也是這樣，商人們的不能團結不能聯合，全是個人主義從中作梗。這個人主義並沒有蓬勃的生機，可是頑固，執著，處處退縮。孤獨自立，不有求於人，不與人往來，怕相形之下會感到自己的無能，也不願意孤高自傲的安靜受到擾亂：凡是創辦「超然的」雜誌，「超然的」劇場，「超然的」團體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著這種思想。而創辦那些雜誌，劇場，團體的唯一的意義，往往只因為不願意跟別人在一起，不肯為了一樁共同的行動或思想而團結；還有彼此的猜忌或黨派間的仇視，使實際上最應當互相諒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為了同一事業而結合的時候，像奧裡維和辦《伊索》雜誌的那些同志，他們之間似乎也永遠存著戒心，絕對沒有流露真情的興致，那在德國是極常見而極容易使人厭惡的。在這群青年中間，有一個^①特別吸引克利斯朵夫，因為他有一股驚人的力量，是一個邏輯嚴密，意志強毅的作家，對道德觀念抱著極大的熱情，準備把整個世界連他自己一齊為這些觀念犧牲；他為此創辦了一份雜誌，差不多是一個人編輯的。

　　﹛①即夏爾·班琪。——原注譯音按，班琪即作者發表本書的雜誌《半月刊》的主編。﹜

　　他發誓要向法國和歐洲提出一個純潔，自由，英勇的法蘭西的觀念；他深信將來必有一日，大家會承認他所寫的可以成為法國思想史上最大膽的篇幅中的一頁；——這一點他是想得不錯的。克利斯朵夫很願意對他有更深的認識，和他來往。可是沒有辦法。雖然奧裡維常常跟他接觸，也只在有事的時候見面；他們絕對沒有親密的談話，充其量不過交換一些抽象的思想，實際上也無所謂交換，而是兩人在一塊兒自言自語，因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裡。而這還是彼此契重的戰鬥同志呢。

　　這種矜持有許多原因，連他們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過度的批評精神使他們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點看得太明白了，過度的理智又把這些不同點看得太重；其次，他們缺少強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說缺少強烈的愛。也許還有別的原因，例如事業的重負，生活的艱難，思想的騷亂，使一個人到了晚上再沒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談話。最後還有法國人不敢承認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個可怕的心理，以為大家不是同種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時代住到法國土地上來的不同的種族，儘管彼此有了關係，卻很少共同的思想，——這一點，為了大家的利益原來就不應該常常想到。

　　而最重要的阻礙是太醉心于自由，對它抱著如醉若狂的危險的熱情：一個人嘗到了自由的滋味，簡直會犧牲一切。這種自由的孤獨，因為是用多少年的艱苦換來的，所以特別寶貴。優秀人物孤獨自處，免得受制於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團體威逼你，種種壓迫個人的重負加在你身上：家庭，輿論，國家，幫會，黨派，學派；孤獨便是對這些壓迫的反動。倘若一個囚徒要越過二十道高牆才能逃出牢籠，那末，非身強力壯的人決不能毫無損傷的達到目的。對於一顆自由的意志，這的確是艱苦的考驗。但是從這兒經歷過來的，就會終身留下苦鬥的痕跡和獨立不羈的癖性，永遠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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