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別字」說開去_魯迅

從「別字」說開去①

　　自從議論寫別字②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③，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麼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④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裡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於「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於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裡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麼，他只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於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於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⑤，骨甲文字⑥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於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只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⑦──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裡所說的『爸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麼做「正字」，《說文》、金文⑧、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幹父之蠱」⑨。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並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只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⑩，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⑾。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乾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復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並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並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復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⑿ 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訖今，什麼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復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志於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為乘潮者。

　　我在這裡，要說的只是維持現狀說聽去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只是一種「並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上海《芒種》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②議論寫別字：一九三三年十月，劉半農在《論語》第二十六期發表的《閱卷雜詩（六首）》，對當年北京大學招考時學生在國文試卷中所寫的別字大加嘲弄。魯迅在同年十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發表《「感舊」以後（下）》（後收入《准風月談》），對劉的這種態度進行了批評；接著曹聚仁就「別字」問題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發表了《談「別字」》和《再張目一下──續談別字》兩篇文章。

　　③提倡手頭字：一九三五年初，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雜誌社曾發起推行手頭字運動，主張將手頭字正式用於出版物，並發表了第一期推行的三百個字。據他們發表的《推行手頭字緣起》說，手頭字是「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的字。

　　④陳友琴：安徽南陵人。當時是上海務本女子中學教員。他的《活字與死字》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的《申報·自由談》。

　　⑤今文《尚書》：《尚書》是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記古代事蹟著作的彙編，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尚書》系漢初伏勝所傳，歐陽氏及大小夏侯氏所習，以漢代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古文《尚書》傳為漢代孔安國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用秦漢以前的古文字書寫（後來流傳的古文《尚書》，相傳為東晉梅賾偽造）。據《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⑥骨甲文字：即甲骨文，又稱「卜辭」，殷商時代在龜甲和獸骨上所刻記載占卜情況的文字，一八九九年始于河南安陽（殷代故都）發現，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文字。

　　⑦陳友琴在《活字與死字》一文中說：「所謂『活字』者，就是大多數認識文字的人所公認的字……識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許多奇字僻字古字，與實際運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對於這一類的字，一概諡以佳號曰『死字』。」最後又說：「我覺得我們的同行何仲英先生（按陳、何當時都是教員）的話，可以做我的代表。」《中國文字學大綱》，一九二二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⑧《說文》：《說文解字》的略稱。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漢字形、音、義的著作。金文，又稱「鐘鼎文」，是殷、周到漢代青銅器上鑄刻的記事文字。

　　⑨「幹父之蠱」：語見《周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三國時魏國王弼注：「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後稱兒子能完成父親所未竟的事業，因而掩蓋了父親的過錯為「幹蠱」。

　　⑩關於「文」和「字」的這一解釋，原出《說文解字·序目》中，原文是：「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⑾關於篆、隸、「真書」（楷書），參看本卷第105頁注⒃。

　　⑿《字學舉隅》：清代龍啟瑞編，是一部「辨正通俗文字」的書，分「辨似、正譌、摘誤」三類。此書刻本的字體，系由翰林二十余人分寫而成，故稱「翰苑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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