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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未定」草(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裡,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39]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40],痛駡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裡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裡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41]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党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42]。……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43],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44]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45]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46]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47]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48],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裡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49],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50]

  十二月十八 ── 十九夜

  【注釋】

  [39]鐘譚:指明代文學家鐘惺(1574─1624)和譚元春(1586─1637)。二人都是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他們在文學上主張抒寫性靈、反對擬古,與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為矯公安派的「浮淺」,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以致流于冷澀,被稱為竟陵派。

  [40]幾社:明末陳子龍、夏允彝等在江蘇松江組織的文學社團。明亡後社中主要成員多參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學家王世貞(1526─1590)和李攀龍(1514─1570)。他們是提倡擬古的「後七子」的代表人物。

  [41]東林:指明末的東林黨。主要人物有顧憲成、高攀龍等,他們聚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對輿論影響很大。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們互通聲氣,形成了以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集團。明天啟五年(1625)他們遭到宦官魏忠賢的殘酷迫害和鎮壓,被殺害的達數百人。

  [42]元祐黨碑:宋徽宗時,蔡京當權,奏請把宋哲宗(年號元祐)朝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蘇軾等三〇九人鐫名立碑於太學端禮門前,指為奸黨,稱為黨人碑,或元祐黨碑。党人子孫卻引以為榮,當黨人碑被毀之後,還重新摹刻。

  [43]王圖:陝西耀州人,明萬歷時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陝西臨潼人,明萬歷時任鳳陽巡撫。項煜,吳縣(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項歸降。周鐘,南直(今屬江蘇)金壇人,明崇禎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歸降。

  [44]時敏:常熟(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官兵科給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時歸降。

  [45]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屬禮、戶、吏、兵、刑、工六科給事中,及十五道監察禦史,統稱為科道。任孔當在南明魯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監察禦史。

  [46]謝國楨:號剛主,河南安陽人,史學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等。《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47]魏忠賢(1568─1627):河間肅甯(今屬河北)人,明代天啟年間最跋扈的太監。曾利用特務機關東廠大殺較為正直有氣節的人。當時一些趨炎附勢的無恥之徒對他競相諂媚,醜態百出。據《明史·魏忠賢傳》所載:「群小益求媚」,「相率歸忠賢稱義兒」,「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

  [48]周順昌(1584─1626):字景文,吳縣(今屬江蘇)人。天啟中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後被魏忠賢陷害,死於獄中。《明史·周順昌傳》載:「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仇……及聞逮者至,眾鹹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鹹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蜂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歐擊,斃一人,餘負重傷,逾垣走……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

  [49]《大美晚報》: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國人撒克裡(T.O.Thac-krey)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報紙,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漢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停刊。這裡所說的學生遊行,是指「一二九」學生運動。

  [50]關於不要再請願的主張,參看《華蓋集續編·「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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