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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鴻爪 一 夜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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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若干日的勾留,使我從這都會的表面上略略曉得NAZI的威勢與德國人民的情形。這裡的熟人不少,尤其高興的是與我的侄子參令朝夕相見。他在柏林大學快兩年了,柏林的街道較熟,引導我參觀,遊玩,代作翻譯。恰好在暑假中,所以他的工夫還多。然而我為時間所限,雖可享受登記馬克的便宜,也不得不整裝他去。 由英法去的幾位學生差不多每天晚上在中國的飯館裡遇得到,機會湊巧我與同住倫敦的楊君都想取道荷蘭渡海回英,於是我們便結成旅伴了。 九月底的某一個晚上,同參令,楊君,還有來送行的幾位友人,一位德國女士在夏勞吞堡車站上候車,很清冷,沒有多少人,遠遠浮聽著市中的嘈音。我們在徘徊時談著祖國的近況,朋友的行蹤,異邦偶遇,各奔前途,當此清秋之夕各人都有難以言說的感懷,離思中更添上一層悵惘! 九點,車到了,我與楊君提了簡便行李上車,與大家握手相別。轟隆聲動已離此「血脈僨興」,歌舞,叫囂的大都市而去。 德國的二等車已很講究,那一個房間中恰巧只有三人,我與楊君同坐一長榻。對面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胖子,短鬍子,紅臉膛,金錶鏈;凸肚皮,有點氣派,一定是資產階級中的人物。他起初坐在那裡端端正正地吸雪茄煙。我們誰也不理誰,但幸而有我在車站上新買來的一份倫敦《泰晤時報》,卻成為與對面旅客的介紹者。 「你們從英國來的麼?」胖子打著英國話問。 「是的,但我們在柏林已經住過些日子了。」我說。 「報,我瞧瞧。」他的話毫不客氣。 報拿在手中,剛剛翻開,他立刻丟在絨榻上,將右手往衣袋裡一揣,搖搖頭。 「怎麼說?他們的報不是說我們——德國人在柏林街道上天天預備戰爭,訓練青年要作第二次的大戰麼?」 「嗯」我還沒有的說,楊君淡然地回答他: 「有是有的,報上的通信這麼說,不過……」 胖子把夾雪茄的手指從口上拖來下,叩著桌面,憤憤地道: 「你們在德國曾看見過這等情形?」 「沒有——即使是真我們也看不出來——不過你的意見如何,對於英國人?」楊君一本正經地,如同新聞記者似的質問。 「哈哈,你提英國人」他馬上把笑容斂住。紅紅的粗皮臉上罩了一層霜。「英國人狡獪得很,他們淨挑剔我們的不是,卻看不見自己。你知道,德國自從大戰後筋疲力盡,弄到現在好容易立起來了,英國人卻不高興。面子上和平,心裡辣,危言聳聽,使世界都覺得驚恐!……哼,無用,我們德國人做事正直,光明,有那一天便幹那一天的!……」 他用拳頭重重地把半開的報紙捶了一下,表示他的憤慨。 如此一來我們這兩個中國人卻覺得不好說什麼了。無疑,他是一個黨人,年紀不小了,勁頭真足。無論如何,我想這比中國人的從容禮讓在圍城中講《老子》的態度或許高明?也許他太褊狹了,可有哪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把氣度放得寬大些呢? 談話另換了題目,我們才曉得他是柏林一個影戲院的經理,因事要往哥本哈根去的。 夜半,這位憤慨的商人下了車,報紙仍攤在榻上,仿佛鉛字印痕上都有冷眼睛,淨瞧著好動氣的德國人怎麼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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