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風雲突變迷霧起

    勞動教養，是新中國的一大新發明。據說是吸取了蘇聯「勞動教化」的措施
並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婦女教養院」的經驗創造出來的。1957年8 月1 日，
《勞動教養條例》由國家主席劉少奇簽字公佈的時候，「反右運動」剛剛進入高
潮，在全國範圍內陸續生產了大量的「右派分子」，於是這些「右派分子」們正
好趕上了「頭一刀」。

    勞動教養開始實行的頭一二年，並沒有「教養期」這一說，強調的是「誰改
造好了誰走人」。但是「改造好了」這句話好說而不好解釋，標準更難定。幾年
來，教養單位只見人進來，不見人出去。有許多人剛進來的時候，悔改之心強烈，
勞動起來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現良好，爭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一年兩
年三年過去，勞動強度越來越大，解除教養的希望卻越來越小。於是產生了逆反
心理：反正幹得再好也出不去，還不如不幹。結果是「老號」們鬧情緒，新進教
養分子一聽居然有人教養了四五年還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以清
河農場為例：五八年由教養分子在「西荒地」一口氣建設起來的五八一、五八二、
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個分場，當年那種熱火朝天的土方大會戰「盛大」
場面再也看不見了。勞改隊裡，吃飯一向是不定量的，清河農場大戰七裡海的時
候，一天要吃五頓飯，最高土方量一人能做四五十方；1960年4 月份開始，勞改
隊實行糧食定量，接著又搞什麼「代食品」，開始是「瓜菜代」，後來的「野菜
代」，一天吃不到幾兩糧食，各中隊天天死人，還不許說是餓死的。出既出不去，
吃又吃不飽，於是多數人開始磨洋工、泡病號，寧可到死氣沉沉的病號隊去餓死，
也不願意出工幹活兒累死。形勢的發展，逼迫當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終於在1961
年5 月24日在各教養單位開會宣佈了每個人的「教養期」，最短的教養期是半年，
當然這不過是徒有其名的，實際上並沒有或極少有人會得到這樣的恩惠，而最長
的教養期，則為三年。我是個「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得到的當然是「最
高獎賞」：三年。

    但是這種教養期不像判刑那樣從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你已經教養了
多久，一律從1961年5 月24日算起。教養期一宣佈，人們譁然，大喊「不合理」。
特別是五七年年底第一批進來的人，都已經教養了三四年了，又要從頭算起，講
理不講理啊？但是身在囹圄中，有理沒理，只能聽人家說，你要是反對，立刻送
進「小號」即禁閉室去喝那每頓一兩二錢五（原規定十六兩老秤二兩）的棒子麵
稀粥，離鬼門關更近了，誰敢哪？

    要是這以後真按照新規定認真執行，倒也罷了。即便是最長的教養期，到了
1964年5 月24日，好歹是個「盡頭」。糟的是，由於說不明白的原因，我們中間
有許多人，也像我一樣，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年底才得到解放，終於創造
了教養十一年、改造二十二三年的「吉尼斯記錄」。

    我們這一批集中到三余莊來的二百多名「右派分子」，開頭都以為當局將要
網開一面，會在某一天突然宣佈摘除大家的帽子，並分配我們適當的工作的。說
實話，我們這些「右派分子」們，經過「反右批判」，有許多人確實是從思想上
承認了自己的觀點有錯誤，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在勞動中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的。我敢保證：如果當局在這時候把我們放了出去，一定都會兢兢業業地努力工
作，成為最聽話的幹部的。

    但是「中央政策要變」的傳言，隨著中蘇關係的緊張而逐漸煙消雲散了。新
的小道兒消息說：打算給右派摘帽子的主意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出的，但是因為不
合時宜，特別

    是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劉少奇
主張給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表現，不但被毛澤東否定了，
劉少奇還因此受到了批評云云。

    提前重返社會的希望落空，於是大家又把希望寄託在「按期解教」上。好在
短則半年，長則兩年，所有的人，就都要統統解教了。

    解除教養最早的是從維熙（原《北京日報》郊區版記者，寫過一些以農村生
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落實政策後寫了不少以勞改生活為題材的中長篇小說，曾
出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李乃忱（老戲劇家，原北
京人藝首都劇場副經理兼後臺主任）等五個「表現得最好」或問題本不太大的人。
但是「解除教養執行通知書」上卻明白地寫著「解教摘帽、強制就業」八個大字。
因為這時候的確已經有「新政策」下來：解除教養的人，既不許重返原單位工作，
也不准回家自謀生路，而是必須「強制留場就業」。

    對失業的人來說，有「就業」機會，當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就業」前面
一帶上「強制」二字，滋味兒可就不怎麼樣了。不說所謂的「就業」就是從事體
力勞動，單是「三等公民」（勞改人員的家屬成為二等公民）的待遇：下班後外
出要請假，沒有人身自由；信件要被檢查，沒有通信自由；雖然有選舉權，但指
定只能選場長或政委，不可選別人，棄權則絕對不允許，更沒有被選舉權，離真
正的「公民」，也還遠著呢。當時的勞改單位，對「勞改罪犯、教養分子和強制
就業人員」，統稱「三類人員」，都是專政對象。「強制就業」是個什麼身份，
也就不言自明瞭。

    接著，定期一年半、兩年的也陸續解教，最後定期兩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
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業隊去，七中隊教養大院一共只剩下七十二個定期三年的
「老號」，人稱「七十二賢」。眼看著再過半年，三余莊就將沒有「教養分子」
了。儘管解除與不解除，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但是關長了的人，哪
怕下了班請個假能到黃村小酒店去喝上一盅，能與女服務員說兩句俏皮話調調情，
也是美滋滋的，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需要哇！

    定期三年的教養人員中，由於個別案件個別處理，有人是在統一宣佈教養期
的日子之前宣佈教養期的，所以三年到期的人，並不個個都是5 月24日，其中也
有個別人略早幾天。例如張永賢（原北京工業學院助教，落實政策後出任延慶某
廠副廠長，並被選為縣人民代表），就是1961年4 月27日在公安分局宣佈的，所
以到了1964年的4 月27日，他準時解除教養了。

    到了1964年的5 月24日，這天是星期一，大家一早就都在盼望著隊部通知不
出工，全體留下開會，宣佈「教養中隊」的勝利結束。到了七點半鐘，小隊長們
得到通知：到中隊部去開會。其實這是每天出工之前的例行公事：由主管生產的
中隊長佈置勞動作業。但是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今天與眾不同」上。到了八點
鐘，出工的哨子照常吹響了，小隊長們「帶鐵鍬，集合」或「帶籮筐，集合」的
喊聲也接連響起，各小隊的人馬，極不情願地從宿舍裡走出來，眼角嘴邊掛著大
大的問號，互相看看，又帶著一肚子疑慮慢吞吞地走出大門去。

    大家都覺得奇怪：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隊部怎麼居然沒有任何解釋和
說明，保持沉默呢？有那憋不住勁兒的，就趁工地休息的時候去問隊長：「這三
年來，我們認罪守法，積極勞動，為什麼到期了還不宣佈我們解教呢？」隊長的
答覆是：「解教的報告早就送上去了，上面沒有批下來，我們執行單位，沒有批
示，也不能自作主張。說不定再過幾天就會批下來的。」

    中午吃過飯以後，沒有出工，值班員卻通知全體帶板凳到伙房後面的空地上
集合。有人以為這一下很可能是宣佈全體解教摘帽了。因為來的是場部的甯幹事。
但是他講話的內容，依舊是隊長在工地唱過的老調調兒：「解教的材料已經送上
去，正在辦手續，希望大家安心、耐心、放心。」

    這話很可能是事實，當然也是無懈可擊的。既然已經報上去，總有批下來的
一天。三跪九叩都拜了，還在乎這一哆嗦麼？已經被關傻了的人們，依舊在希望
中度日。有希望，有盼頭，不是總比絕望要強不是？

    甯幹事講話以後不久，隊部個別通知李喜蘭、劉新民、孫本喬三人解教摘帽。
這三人，前者是國際書店（即現在的外文書店）門市部營業主任，後兩個都是大
學生。這一來，希望之火又在人們的心中熊熊燃起，都相信「手續正在辦理之中」，
都以為不久之後就會一個個地解除教養的。奇怪的是：這三人以後，就到此為止，
完全打住，「手續」一辦就是好幾年，再也沒有解除過一個人。總不能說：七十
幾個人中，只有他們三人表現最好或「罪行」最輕吧？

    有個叫王玉琦的，原是鋼鐵研究院的幹部，定期也是三年。他愛好京劇，會
彈月琴，所以他剛集中到三余莊不久，就被調到團河京劇班去了。由於劇班是從
職工、犯人和教養人員中抽調演員或票友組織起來的，不算教養單位，所以王玉
琦三年教養期滿，居然準時於1964年5 月24日宣佈他解除教養，連購貨證什麼的
都發給他了。可是三余莊的那一大批人不解除，他也不能例外，只好又把他的購
貨證之類收回去，並把他也送到三余莊「歸隊」。

    有人自我解嘲地說：「誰叫咱們來到『三余莊』這個『絕地』來的呢？就沖
這地名，不是明明告訴咱們了：凡是定期『三』年的，都要『餘』下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