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豪俠傳(自序)_張恨水

自序

　　民國二十三年，我曾做了一次西北旅行。到洛陽的時候，自不免去看看龍門石刻。就在半路上，遇到了三五百便衣隊伍，各人背了步槍，領隊的人掛著手槍；但並無旗幟，軍隊不像軍隊，民眾不像民眾，好生可疑。後來到了西安，遇到一位廳長胡君，曾問及此事。因為胡君是在豫北當過專員的。他說，這是河南的壯丁隊。他們原是民間的結合，作為保護治安用的。全河南省境都有，統計起來，有好幾百萬人。這幾年來，官廳已加以組織與利用，只是官方的力量，還沒有深入民間，這支壯丁隊，不曾予以主義的薰陶，也不曾予以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不能脫離民間傳統的封建思想，而且好談小忠小義，即近小說上的江湖結交，若想好好地利用，必須灌輸民族意識，教以大忠大義，可惜我（胡君自言）已不在河南做官，不能管這事。而且我覺得以毒攻毒，最好就用通俗教育的手腕，在戲劇小說歌唱上，把他們崇拜的江湖英雄，變為民族英雄，讓他們容易接受這教訓。足下（指筆者）是作章回小說的，你就是治這種病症的醫生，我願供給你材料，足下其有意乎？當時我笑著慷慨答應了。約了由蘭州回來，再做長談。

　　後來我回到西安，卻是匆匆小住，沒有續談這件事。只是我再過河南，又看到兩回壯丁隊，而且聽到人說，他們的思想實在不健全。那時，「九一八事變」已三年之久，國人抗日的意識也與日倶深。我就深惜著有這樣優厚的人力，未能予以利用。雖然那時中日外交尚未反臉，受著日寇的壓力，不能明白在華北或中原有抗日武力組織，可是暗地的教育與訓練是可以留意的，何況這是現成的局面呢？

　　旅行之後，我回到北平小歇。曾和我四弟牧野談及此事，他勸我作一部武俠小說，適應此項觀眾。我笑著說，我雖作過一兩部武俠小說，類似唱老生的戲子，反串武生，透著外行。他就介紹我認識他的國術老師孫先生，告訴了我許多武俠故事。又在我親戚那裏，遇到他的國術老師李三爺，也告訴了我一些材料。於是我就有些底子了，但我還沒有開始寫這類小說。

　　民國二十五年，為了日寇勢力在平津日彰，且盛傳他們有黑名單，對付有抗日思想的報人和文藝人，我便移家南下，住在南京，並辦了一張小型的《南京人報》。這報副刊有三種，其中一種系我自編的。我特別賣力，同時撰兩個長篇，一篇系《鼓角聲中》，系社會小說。另一篇就是這篇——《中原豪俠傳》。我寫這篇小說的最大的原因，就為了上述的起意與利用現成的材料。第二，當時公開地寫抗日小說是不可能的，我改為寫辛亥革命前夕，暗暗地寫些民族意識，也是由華北南下的人所不免要發洩的苦悶。第三，我也覺得武俠小說，在章回體裏，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原來的武俠小說，十之七八，是對讀者有毒害的，應當改良一下，我來試試看。第四，那是生意經了，在下層社會愛讀武俠小說的還多，我要吸引一部分觀眾讀《南京人報》。這是我坦白的話。

　　說到這裏，可以擴充來談談中國的武俠文字。其由來久矣，周漢社會就有遊俠，司馬遷為此，還在《史記》裏特撰一篇《遊俠列傳》。只是專制時代遊俠代表民眾說話，是與官方對立的，就有個「俠以武犯禁」的限制。後代史家，思想不如司馬那樣開闊，也就沒有人再作《遊俠列傳》；而能載遊俠事蹟的，除了私人筆記，就只有章回小說了。我們不要看輕這類小說，由《水滸傳》至《彭公案》《施公案》，造成了民間一種極濃厚的俠義思想；但這種小說，限於作者時代的背景，只是提倡小仁小義，甚至雜入奴才思想（如《施公案》黃天霸之為人），不合現代潮流。而作小說者，正如筆者，不必個個內行，在敘述技擊上，渲染了許多神話，因之故事的敘述也超現實，以致落入幻想。而這種小說傳佈民間，將本來好遊俠的民眾思想，又塗上一種神怪的色彩，渲染複渲染。其好的影響，不過是教民眾扶弱鋤強，而不好的影響，卻是誨盜。遠之如流寇，近之如義和團，少不了都是受這類小說一些毒害。我們既不能將武俠小說以及筆記之類一舉焚毀鏟光，那就當加以糾正。我自然不配做這樣的大事，但我既是一個章回小說匠，在天職上，我也該盡一份力。所以生平寫過幾篇武俠小說，也都是這一點意思。

　　有人說，過去的武俠小說，讓它自然受淘汰，乾脆我們不談武俠，不更好嗎？這我不敢苟同。因為武俠這一類人物，中國社會上實在是有的。不用老遠舉例，筆者的父親耕圃公，就是一個懂技擊、尚俠義的人物。以我先父為例，他老人家是將門之子，沒有民間那套江湖氣，也不鬧神怪。所以，武俠中人，其實不是小說中口吐白光的怪物。而且他們重然諾，助貧弱，尊師，敦友，造成社會上一種「頑夫廉，懦夫立」的風尚，也未可厚非。羅馬希臘的詩歌許多頌揚當年武士的，即不必有何功能，也未見毒害，為什麼我們不能有？中國是個積弱之邦，鼓動人民尚武精神的文字，在經過時代洗禮之下，似乎只應當提倡，而不應當消滅。

　　我向來有一種觀念，中國人民有幾項不必灌輸而自然相傳的道德信仰，第一個字是孝，第二個字是俠。孝的信仰較為普遍，你無論對什麼人說他不孝父母，都是極大的侮辱與極嚴重的指責。俠之一字，卻流行於下層階級，他們每每幻想著有俠客來和他打抱不平，而自己也願做這樣一個人。這種信仰，在現代要囫圇吞棗地應用，當然有商量餘地，可是大半是可接受的。《孝經》一書談孝之意義甚廣，就是我們現在也在說著「臨陣無勇非孝也」。至於俠的說法，卻始終是含糊的傳授、含糊的應用，這倒是談民間思想的人所可考量的。

　　中國的俠幾乎是和技擊不可分開的，因為沒有技擊術，這個人就無法取得人的信仰而做俠客。所以談遊俠，必定談技擊。我們的技擊，是世界所獨有的東西。雖然口吐白光、飛劍斬人千里之外，絕無其事，然而飛簷走壁，內功、外功、輕功這些技擊術，卻實實在在有的。這種人，就是在當今的重慶，你也不難找到。因之用文字形容俠客，就不能不寫些技擊，而技擊不高明也不能勝任俠客之所為。這篇《中原豪俠傳》對於技擊有許多敘述，其因在此。

　　有了以上這些複雜的原因，我就在《南京人報》上，每天撰載一段《中原豪俠傳》。雖然與胡君所期，專為河南民眾寫的小說，意義有點兒不同了，然而也未盡脫那個立意的範疇。只是在小說發表不久，胡君就逝世了，也就無法再得他要供給的材料，以踐我的宿約。這是我一點兒遺憾。報辦到一年多，盧溝橋難作，恰好我也寫到了辛亥革命之時。我以一個書生，自己籌資辦報，戰事一起，便不能維持，加之我又得了一場重病，不能寫文章，於是就把這篇小說結束了。戰後入川，辦報只成了我的回憶，更也不曾想到這篇小說。去冬《萬象週刊》社的編者劉自勤老弟，是《南京人報》同事，居然在朋友那裏翻到幾十冊該報合訂本，把這篇小說剪貼成書，勸我交該社出版。我自己校閱之下，覺得也還可用，就把殘缺的地方補寫若干，成了這二十六回的舊稿新書。

　　關於寫的立意及經過，說得已夠了。若問故事的本身，那卻完全是虛構，我不過利用許多傳說聚合在開封一個地方，用泰平生一個主角表現出來。這也是小說匠故伎，應當表明。至於技巧方面，我不便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唯篇中多用倒敘法，以前也有過，卻不如這篇幾乎全用，卻是不得已，用來代替神話的。（武術家之傳說，有時也不免有神話，未敢引用）這是一種嘗試，附述於末。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于重慶南溫泉北望齋茅屋下潛山

　　張恨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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